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自由銀行業制度中，銀行監管以市場約束為主，1929-1933年大危機之后，世界各國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市場約束作用被弱化并逐漸為官方的監管約束所取代。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銀行監管所面臨的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混業經營，同時各種金融創新工具和衍生產品的推出也進一步增強了市場的復雜性，政府監管越來越力不從心。The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01)指出：“市場約束能夠加強最低資本標準（支柱1）和監管過程（支柱2），由此促進銀行和金融系統的穩健性”。因此巴塞爾協議Ⅱ的新的監管框架中把市場約束作為三大支柱之一。本文系統的回顧了市場約束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期望為我國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提供借鑒。文章第一部分描述了市場約束的來源以及存在性；第二部分描述了存款保險制度對市場約束的影響；第三部分描述了政府監管對市場約束的影響；第四部分描述了特許權價值對市場約束的影響；第五部分描述了金融危機時的市場約束；第六部分是結論。

一、市場約束的來源與存在性

盡管1933年美國《銀行法案》用聯邦存款保險代替了一些個人風險承擔，監管者并不愿意大量取代市場約束。提高一個國家銀行部門的市場約束有很多潛在的收益。第一，市場約束可以通過懲罰銀行的風險承擔來降低由政府擔保所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第二，市場約束促使低效率的銀行提高效率或退出來提高整個銀行業的效率(Berger，1991)。如果監管者放棄對市場力量的約束，而讓市場力量來區分“好”的銀行和“壞”的銀行，就會使監管銀行的成本降低。市場是一個匿名的忠實監管者，很難被游說，會比監管者對銀行風險增加的反應更快。在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監管者不得不保護所有銀行債權人免受信用風險，大銀行被認為是“大而不倒”(Sprague，1986；O'HaraandShaw，1990)。政府安全網的延伸也使部分監管者懷疑正常的市場力量是否足夠識別和約束銀行風險。盡管美國監管者已經增加了讓投資者承擔一部分損失，但官方對市場約束效力的懷疑仍在擴大。關于市場約束的有效性問題，觀點不一。

然而大多數文獻關注于美國的商業銀行。BaerandBrewer(1986)、HannanandHanweck(1988)、EllisandFlannery(1992)和CookandSpellman(1994)分析了存款收益對銀行的風險反映，考慮了資產負債表風險和市場風險。GoldbergandHudgins(1996)、CalormirisandWilson(1998)通過關注存款變化和存款水平檢驗了這一問題。Park(1995)、ParkandPeristiani(1998)綜合了上述提到的兩種方法。CalomirisandMason(1997)研究了銀行倒閉是否與銀行風險特征有關。總之，這些研究支持了市場約束在美國確實存在的假設。也有一些文獻是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約束的，主要是ValdesandLomakin(1988)、Schumacher(1996)、D'Amatoetal.(1997)。ValdesandLomakin(1988)檢驗了智利20世紀80年代中期利率變化與銀行風險的關系，Schumacher(1996)分析了阿根廷銀行存款如何受到其倒閉可能性的影響，D'Amatoetal.(1997)在樣本開始的時候控制了宏觀因素以及銀行基本面水平之后研究了阿根廷存款者行為的傳染性影響。HannanandHabweck(1988)指出至少某些價格對風險是有約束的，而學者Averyetal.(1988)指出沒有發現價格約束起作用。GortonandSantomero(1990)改進了風險測度的方法，但仍沒有發現價格約束起明顯的作用。

關于市場約束的存在性問題的檢驗集中于次級債券收益和銀行風險的關系。Averyetal.(1988)和GortonandSantomero(1990)分析了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發現銀行次級債券收益和風險之間沒有關系。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Jagtianietal.(2002)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隨著監管者允許次級債券吸收損失，次級債券的收益與會計風險越來越相關。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Flannery(1998)以及Flannery(2001)檢驗了次級債券的收益和風險承擔的關系。但BlackandShevlin(1999)檢驗了1979年底和1984年底銀行債務發行的合約，發現賬面市值比與限制性合約之間沒有關系。另外，投資者可以通過在債務合約中加入限制性條款來直接限制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合約對管理者事后的行為施加了事前限制，從而能夠減少銀行過度的風險承擔激勵(SmithandWarner，1979)。Goyal(2003)檢驗了銀行對風險承擔的激勵如何影響債務合約中的收益分配和限制性條款。發現決定銀行風險承擔激勵的銀行特許權價值顯著影響了銀行債務合約的限制性條款的可能性，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激烈的競爭和相對寬松的監管增加了美國銀行業道德風險的嚴重性時，上述影響尤其顯著。

關于存款市場的市場約束問題，在1974年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之后，FDIC調研了各種大的存款者，來識別他們怎么評價銀行的關系，他們對于未保險存款頭寸的敏感性以及他們對于負面宣傳的反映(EisenbeisandGilbert，1985)。這些調研的結果表明如果市場約束存在，它主要來自于大的機構投資者與幾個大銀行的行為。之前關于銀行風險和CD利率的關系的研究表明市場約束是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和1982年佩恩廣場危機之后，大的CD市場的發展也表明了面對大的銀行危機市場的效率問題。GaryGilbert(1983)指出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表明市場“分層”，指出規模是低風險的代理變量，這種“分層”可以看成是市場不能基于不同的績效特征隔離個體銀行風險。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事件之后，“分層”變得更具選擇性，銀行之間的基點差異變大了，Gilbert發現CD購買者從區域銀行要求的收益要比從一個大型貨幣中心要求的收益高25點，但這種“分層”是對于“大而不倒”的理性反應還是簡單的反映了數據的匱乏，仍然不清楚。與這些早期的發現不同，在FDIC關于佩恩廣場危機之后的初步分析中并沒有給出一般市場對大銀行CD的短期和長期影響，也沒有給出任何關于規模的“分層”，然而佩恩廣場事件之后幾個月，CD市場就懲罰了大陸伊利諾斯銀行，它與佩恩廣場有密切的聯系(Gilbert，1983)。CramerandRogowski(1985)發現在佩恩廣場和大陸伊利諾斯問題宣布之后CD的風險升水增加了大約63點。也有文獻研究影響銀行CD利率的因素，DwightCrane(1974)通過對30家最大銀行的研究表明CD利率和銀行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Herzig-MarxandAnneWeaver(1979)發現風險升水隨著總資產的增加而增加隨著銀行流動性的降低而降低。GoldbergandLloyd-Davies(1985)利用時間序列分析發現金融市場上大銀行的CD風險升水隨著風險資產相對銀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BaerandBrewer檢驗了CD市場要求風險較高銀行支付較高利率的比例，結論表明在采用股票價格數據度量銀行風險后，存款市場確實有市場約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