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西方馬克思主義延續了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思想，從科技、消費、文化等各個維度切入來批判現實，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社會批判理論，這其中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尤其值得重視，因為，大眾文化批判不僅僅是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而且成為當前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當務之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筆者認為只有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前提，審視當今的文化建設，才能在文化問題上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一、大眾文化特點的透視和分析

大眾文化已經成為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文化形態。就如同中世紀的宗教、十九世紀初德國的哲學和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自然科學一樣，它以其自己的方式得到確立并深入人心。正如伊格爾頓所言“：高雅與后現代文化日益融合，成為西方社會的文化‘主導’”〔1〕81。因此，我們要深入探討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和價值取向，從而對大眾文化進行整體的透視和分析。

（一）大眾文化使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在傳統社會里，文化的力量非常強大，伊格爾頓就指出，在宗教正在失去它對勞動大眾的控制時，文化曾經是作為一個代用品在場的。我們可想而知文化力量的強大。而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文化已經由原先作為高雅、追求真、善、美和激發人們欲望的精神物品轉變為受市場所主導、被消費所控制的商品，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東西。在傳統社會里，文化意味著教養，肩負著教育的作用，起著引導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作用。伊格爾頓認為“，國家要繁榮，它就必須向其國民灌輸適當類型的精神傾向；而這正是文化或教育的觀念根據一種從席勒到馬修•阿諾德的古老傳統所預示的”〔1〕7。到了后現代社會，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受到身份政治、市場文化和后現代的意識形態懷疑主義的攻擊，文化從精英階層走向普通大眾，從貴族式的“文明生活”變成了普通民眾的“文化生活”，文化成為了人人都可以有的東西，文化曾經意味著巴赫和巴爾扎克，現在它已經擴展到海濱文化、警署文化、天空穿越文化等。文化也不僅限于少數的工藝作品，而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二）大眾文化成為一種商品。在后現代社會，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文化和工業、貿易、金錢緊密相聯，大眾文化就像生產汽車一樣被制造出來。它的生產主要是關心什么可以出售，而不是什么有價值，更不管使用價值，只追求交換價值。更為可怕的是，商品化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大眾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消費品，文化成為商品生產的一部分。對此，伊格爾頓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宣稱，如果藝術品是商品，那么商品也總是藝術品。‘藝術’和‘生活’的確近親繁殖，即在一個密封的循環里，藝術向已經披上美學魅力外衣的商品形式看齊”〔2〕。過去，殖民政策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本質，而現在文化成了資本主義擴張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它像產品生產剝削剩余價值、軍事侵略直接掠奪資源一樣是為了獲取市場和利潤，與以往相比手段更加隱蔽。

（三）大眾文化顛覆了傳統價值觀。大眾文化將西方社會弄得分不清方向。這種商業性、有組織的大眾文化的出現，對文明價值觀的繼續存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大眾文化并非僅僅是對高雅文化的公然挑戰，而使得文化從高雅走向世俗，而且它破壞了整個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過去文化與經濟屬于兩個過程，是互不影響的，而現在文化與經濟緊密地融為一體。“文化的高雅目標與價值屈從于生產過程與市場的邏輯，交換價值主宰人們對文化的接受”〔3〕。因此，大眾文化的反叛力量是高雅文化無法匹敵的，遠遠超過高雅文化對社會的引導作用。伊格爾頓指出，“高雅文化很難作為一種物質力量與文化工業的誘惑、一種宗教的偶像或一面國旗相匹敵。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作為崇高的文化很難與作為力比多的滿足的文化抗衡”〔1〕83。這樣它就消解了傳統一體化、標準化的終極價值、唯一價值，使文化在價值觀上處于無政府狀態，表面上看是民主的、沒有拘束的，社會大眾更是處在無約束的狂歡中，在當下的享樂中舍棄了對社會應有的批判，拋開了對意義的思考，放棄了對價值的追求，這是一種沒有底線、沒有思考的吸毒式的文化享受，使人們從精神的禁忌與壓抑滑到了宣泄與放縱的一端。

（四）文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的組成部分。大眾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文化風格，它隱藏著政治的意蘊。在后現代社會，文化問題不再是純粹的文化問題，也成為政治問題的組成部分，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犬儒主義的全面投降。后現代主義和政治糾結在一起，文化已經不是純粹的文化，是一種孤芳自賞的產品了。伊格爾頓指出“，我們這個時代所出現的情況是，文化好歹都已經再次———而且是自六十年代后期以來第一次———成了政治斗爭的一個領域”。文化已經由解決辦法的組成部分一躍而成為問題的組成部分，“一般文化與具體文化之間的沖突，不再僅僅是一場有關定義的戰斗，而且是一種全球性的斗爭。它是個現實政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它是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組成部分”〔1〕60。那么文化問題為什么會成為政治問題呢？伊格爾頓認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后現代主義是政治失敗的后果，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的政治騷動中悄然浮出，“無論后現代主義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業社會’、對現代性的最終懷疑、先鋒派的重新發現、文化的商品化、生機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現，關于社會的某些經典思想體系和主體的崩潰———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場政治失敗的后果”〔4〕28。

二、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分析

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攫取剩余價值為目標。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罪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有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文化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生產也起到根本性作用。在后現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大眾文化的關系，伊格爾頓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第一，資本的本性，市場機制是促使文化商業化的動力。伊格爾頓說：“市場是保證社會既高度解放又深深反動的最好的機制。”〔1〕82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擴大市場的需求是為大眾文化泛濫奠定條件。“對于社會主義思潮而言，資本主義，這第一個真正全球性的生產方式，已經為一種更加積極的普遍性奠定了條件”〔1〕89。第三，后發國家對現代性的渴望與追求，客觀上促使了大眾文化的全球化，這與后殖民主義也是緊密聯系的。“有些國家，在這個古怪的時間變形中，必須拼命地跑著追上現代性，是因為其他的國家認為他們在它的前面”〔1〕97。第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庇護的意識形態為大眾文化作了辯護。“資本主義的掠奪行徑通過自衛反應的方式培養了大量的封閉文化，而資本主義的多元論意識形態然后又可以將他們當作豐富多彩的生活形態加以贊賞”〔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