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無處不在的網絡為特征的社會，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改變，但也正如斯皮內洛所說“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不是沒有社會代價的”［1］。例如互聯網既為公民有效監督公權力的行使提供了方便，卻也使得侵犯個人隱私變得容易;它使得人們傳遞獲取信息極為便利，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卻變得困難。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究其原因，湯因比的一段話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迄今為止，人的倫理行為的水準一直很低，絲毫沒有提高，但是，技術成就的水準卻急劇上升，其發展速度比有記錄可查的任何時代都要快。結果是技術和倫理的鴻溝空前增大。這不僅是可恥的，也是致命的。”［2］所以，網絡倫理建設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如何建設卻值得我們深思。很多學者對此做了積極有益的思考，然而大多數探討均是基于傳統的倫理文化來思考這一問題，對于互聯網本身的發展邏輯卻少有關注，顯而易見，由此得出的結論勢必有失偏頗。本文嘗試基于互聯網發展邏輯的視角對此作一探索。

一、互聯網發展簡述

眾所周知，互聯網源起于冷戰期間美國建造的阿帕網(ARPANET)，它的初始設計目的是為滿足抗癱瘓通信的需要，從而提升美國的軍事實力，抵御核戰爭。它的建造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一系列技術的實現與合作才能夠達成。1961年，保羅•巴蘭開發了“包交換”技術，這項技術的原理就是將要傳送的信息分拆成若干個小數據包，為每一個數據包貼上含有發送地址和接收地址的標簽，然后通過網絡，從一個結點經由自選擇的路徑到達另一個結點，再重新整合。因此，該技術從本質上來講是去中心化的，并具有不可控制的秉性。1971年阿帕網建造成功并投入運行。建造阿帕網的科學家們的本意是為了使聯結的計算機終端共享硬件處理能力、軟件和數據，但是，電子郵件功能卻成為最受用戶歡迎的網絡應用，由此，網絡開始擺脫軍事科研的束縛，逐漸滲入民間融入生活，在實現其初始目的的基礎上日益成為把人們聚焦到一起的重要途徑。

盡管電子郵件功能使得信息交往行為急劇增加，但仍然缺乏簡單便捷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網絡或者具有不同操作系統的計算機終端聯結起來，這個問題一直被熱衷于網絡建設的科學家們所關注，羅伯特•克恩和文頓•瑟夫秉持公開網絡設計架構的理念提出設計一種協議，使得每一個局部的、單獨的網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設計和創建，可以有自己的操作系統、用戶環境、與其他網絡連接的獨特界面，只是在連接互聯網這一點上，要遵循該協議，這就是奠定互聯網的TCP/IP協議。TCP/IP協議使得網絡對于任何用戶都是開放的、平等的，不管他們自身使用什么樣的軟硬件系統，只要遵守TCP/IP協議標準，就可以相互通信，此外，由于TCP/IP協議是一種自由開放的標準，能夠在技術進步和不斷的實踐中繼續完善，從而為互聯網未來的發展敞開最大可能性［3］，也因此賦予互聯網最重要的特征:開放性。雖然TCP/IP協議帶給網絡最大可能的開放性，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阿帕網仍是美國國防部承包的防御網絡，并由一小部分精英型研究大學控制該網絡［4］，致力于建立在可接受的使用規范下供公眾使用的網絡。但與此同時出現了電腦反傳統的黑客文化，正是這個技術的反傳統取向讓電腦網絡迅速進入社會，調制解調器、個人電腦、網絡新聞組等硬軟件系統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它讓擁有技術知識和電腦工具(個人電腦很快便十分驚人地增強能力，卻降低價錢)的任何人都能采用技術手段，個人電腦與網絡溝通能力的出現，刺激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BS)的發展，最初是在美國，其后擴及全世界［5］。

20世紀90年代，接入互聯網的計算機數量迅速增長，但對網絡使用的便捷性問題仍然存在，解決的辦法就是萬維網的誕生，蒂姆•伯納斯•李和羅伯特•卡里奧受益于《計算機圖書館/夢幻機器》雜志中特德•納爾遜的觀點，創建了超文本標記語言，用其標記各種現存的數據形式，包括靜止圖像、文本、數字音頻和視頻，超文本標記語言與超文本傳輸協議結合之后，就為瀏覽器軟件的誕生創造了基礎，隨后，網絡應用日益增加，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網絡新聞、即時通信、網絡購物、網絡游戲、博客、維基等等引得網民數量不斷增加，據2010年7月CNNIC發布的“第2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提供的數據，截至2010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2億，突破了4億關口，這還只是中國網民的數量，無疑，我們已經步入網絡世界。

二、互聯網的發展邏輯

科學技術作為人實現自己目的的一種活動，其本身的發展是具有邏輯性的。通過對互聯網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認為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并不是為了要實現某個特定目標，它是要建設一種能夠接受任何新的目標的全開放式架構。互聯網的發展邏輯實際上在阿帕網建造之前就已經被樹立起來了，原因在于，早于阿帕網建造而應用于大型計算機之上的時間共享計算機方式，其意便是通過靈活分配處理時間，共享主機允許多個輸入終端執行不同的任務并接收主機反饋回來的輸出結果。這種工作方式無疑影響了使用計算機的人們(那個時期更多的是科研工作者)的行為方式，即認為對計算機的使用要有極大的自主權利，而在這些受到影響的科研工作者當中，便有出任建造阿帕網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主管的利克萊德、羅伯特•泰勒等人。利克萊德在其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人與計算機共生》中提出“通過網絡合作解決共同技術難題，這是一種新的人機交互方式”［4］。而奠定阿帕網基礎的“包交換”技術則在實際行動中踐行了這一發展邏輯，尼葛洛龐帝曾對這種信息傳遞方式有過淺顯說明: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訊息還是傳送出去了，不是經由這條路，就是走另外一條路出去［6］。在將“包交換”技術作為阿帕網的基礎后，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勞倫斯•羅伯茨和他的研究生團隊創建了“網絡工作組”，網絡工作組以一種開放源代碼的方式運作，所有的技術源代碼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的，其他人可以使用、測試和發展它們，然后擇優成為網絡的“標準”規范，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為網絡貢獻思想，然后被集體發展。因此，雖然阿帕網的出現有軍事主義的影響，但各種類型的精英主義與對科學技術的嚴謹探索也始終與它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