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是法學理論尤其是法哲學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法學界和邏輯學界一直十分關注對法律推理相關問題的研究。在我國的研究傳統中,一直把法律推理作為一種形式邏輯的推理進行討論,演繹三段論對法律推理有效性的保證是法律推理的重要表征之一。但是,隨著我們對法律推理各個環節的展開研究,以及邏輯學自身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提出或贊成法律推理是一種非形式邏輯的推理活動。

問題的討論從法律推理的基本特征開始。1832年,奧斯丁著名的《法理學問題》中明確主張了法律命令說,把確定性視為法律的生命,認為法律規則和決定是直接從立法、先例中演繹而來的,法院的司法作用僅僅在于運用邏輯推理中的三段論方法將明確規定的法律適用于案件真實。[1]38在這樣的觀點下,法律推理呈現出嚴格的形式推理①特征,以成文法的法律規范或司法先例為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小前提,推導出司法審判的結果。三段論中的各項規則被嚴格保證,前提真,推理正確,結果也必然為真。

問題在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所面對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確定的法律規范,事實和價值層面的問題同樣必須解決。在多個不同的維度下,如何保證大小前提為真不是形式邏輯能夠解決的問題。法律推理應該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它既包括選擇法律規范,又包括確認案件事實以及把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結合起來并從中得出法律裁判結論的整個推理過程。在大量的法律案例中,我們面對的是不可重演,甚至不能模擬的過去完成時的行為鏈,任何新的證據都可能顛覆原有的結論,即三段論小前提的確證性不能被充分保證;另一方面,不同的環境、時間和地點,不同的文化習俗和價值取向,會讓法官們在不曾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新問題前作出這樣或那樣的不同判斷;或者在面對多個可以適用于同一情形的法律規范面前,作出這樣或那樣的不同選擇,甚至是相互抵觸的選擇,即三段論大前提的確證性也不能被充分保證。當一個三段論的大小前提都被我們質疑的時候,這個三段論結論的有效性也變得沒有任何說服力。博登海默也指出,“形式邏輯在解決法律問題時只起到了相對有限的作用。當一條制定法規則或法官制定的規則———其含義明確或為一個早先的權威性解釋所闡明———對審判該案件的法院具有拘束力時,它就具有了演繹推理工具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當法院在解釋法規的語詞、承認其命令具有某些例外、擴大或限制法官制定的規則的適用范圍或廢棄這種規則等方面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裁量權時,三段論邏輯方法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就不具有多大作用了。”[2]517

經典的演繹邏輯具有單調性(monotonic),它假定了一個所有有效推理的完備集。即對一個有效的演繹推理來說,不管你增加多少個新前提,結論仍然保持有效,即使是增加了一對矛盾的前提到前提集中,其結論有效性也不會改變。但是作為實踐推理的法律推理則是非單調的(non-monotonic),即如果加入新的信息會讓推理所處的情形發生變化,原有的結論也將隨之改變,正如我們上面對三段論大小前提所分析的情況。法律推理的這種非單調性特征表達了法律推理既要求推理過程的邏輯有效性,又要求推理內容合理真實,而這是形式邏輯不能解決的,必須引入非形式邏輯的研究。

非形式邏輯(informallogic)是相對于形式邏輯而言的,前提可接受性和聯結充足性是非形式邏輯的兩個核心概念,而這兩個概念也正是法律推理所必須關注的焦點,在這個意義上非形式邏輯具有認識論的性質①。非形式邏輯關心推理和論證的建構問題,強調對推理和論證的評價。非形式邏輯與形式邏輯研究的區別還表現在語義、語形和語用層面上。形式邏輯的研究是基于語義或語形的考慮,而非形式邏輯則是基于語用的考慮,強調解決實際、具體的問題,其對象是實踐性的。非形式邏輯不僅關心從形式方面對概念、命題、推理和論證的研究,更關心問題的實質內容,具有具體、靈活性。

本文認為法律邏輯在本質上是非形式邏輯的,當然它可以用形式化的工具去刻畫,也可以針對某些算子建立完全形式化的系統。非形式邏輯與形式化方法并不是對立的,非形式邏輯中也可以出現形式化的討論,因為形式化只是一種邏輯方法,對于一個非形式化邏輯對象理論加以形式化意味著:(1)要用邏輯語義學方法對其重建;(2)要構建一種語法足夠豐富的單義的人工符號語言,使之能夠精確地表達其全部可能的不同的邏輯形式;(3)要選擇有限的合式公式組成其形式公理集,并選擇其合式公式的有限多變形規則組成其非空推理規則集;(4)對于所構建的形式系統做出其是否具有可靠性、協調性和完全性等元邏輯性質的討論[3]310。這種方法既可以出現在形式邏輯的研究中,也可以應用在非形式邏輯的研究中。非形式邏輯之所以是“非形式的”,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它不依賴于形式邏輯的主要分析工具———邏輯形式的概念;其二,它不依賴于形式邏輯的主要評價標準———有效性。非形式邏輯所關注的是自然語言的推理和論證,而不是形式邏輯關注的人工語言的推理和論證[4]。

法律邏輯研究試圖探討法律職業者如何分析問題、建立推理、論證其裁決結論等,這中間面對的法律問題、社會問題甚至心理問題千差萬別。法律推理中存有確定前提下直接運用推理得出結論的情況,但那只是法律推理集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更多的情況是推理者不能找到確定性要素,沒有明確適用的法律規范;或者多個規范都可以適用,但其中存在明顯差異或矛盾;沒有直接證據提供;不斷出現新的證據質疑甚至推翻原有的推斷;不同地區或人群對同樣事件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理解等等都是推理者經常要面對的情況。一個非單調性推理過程的構建,對已有推理的檢驗和評價也都是法律推理的應有內容,而這些更呈現出非形式邏輯的特征。我們舉兩個案例看看:

案例1:在某居民小區中,物業管理公司和居民之間簽訂的物業管理合同中有這樣一個條款:“除非住戶家中發現了白蟻,否則不能免費領取高效滅蟻靈”。物業管理公司的目的很明確,即如果住戶家中沒有發現白蟻,就不能免費獲得高效滅蟻靈,以免滅蟻靈的過度領取。但是,當某住戶家中真的發現白蟻時,物業管理公司就一定會提供免費的高效滅蟻靈嗎?如果嚴格執行合同的條款,物業管理公司完全可以不提供高效滅蟻靈,因為條款本身是一個必要條件命題,表達的是一種無之則無的推理過程,其推理有效式為否定前件式和肯定后件式,即當沒有發現白蟻時,推出一定不能免費領取高效滅蟻靈;當已經免費領取了高效滅蟻靈時,推出一定是發現白蟻了。而由住戶家中發現了白蟻,不能演繹的推出任何有效性結論。即使住戶把物業管理公司告上法庭,如果法官嚴格按照形式邏輯的推理規則,也只能判物業管理公司勝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