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鄒進文 王蕓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一、合作改革派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中國的合作思想出現于民國初年,當時一些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陸續翻譯和編寫了一些介紹西方合作思想的書籍。20世紀20年代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了致力于恢復國民經濟的“黃金十年”。當時各種探討農村合作的思想層出不窮,內容不斷豐富,頗具影響力的有中國合作學社的薛方舟、董汰余、壽勉成,華洋義賑會的章元善、于樹德、董時進等學者。現將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論述如下:

1.關于政府在合作組織中的地位問題。關于政府在合作組織中的地位問題,在當時大致存在兩種傾向: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由政府主導,依靠行政力量推進,速達合作之效,即由政府強制推動。如中國合作學社的壽勉成認為“中國的合作運動,因民智幼稚組織能力薄弱,如欲以合作運動形式候其自由發展,則以我國目下社會經濟情形的急迫,殊有緩不濟急之感,故必須由合作者援用政治力量,以圖促進,冀于政府一貫的經濟政策之下加以推動,則既不背乎合作原理,復切合乎目下的國情。”[1](P322)另一種代表性的觀點則認為,合作組織應該由農民自己舉辦,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給予立法上的指導和組織上的協調。如華洋義賑會的章元善認為“從事鄉村運動的人,應當是越做事情越少,引導人民自動,領導的需要愈小”,“當此國民經濟建設事業有急起直追必要的時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袖手旁觀,聽其自然,所以要用一切有效的方法,來引動這件事,鼓勵這件事,政府于此雖然盡力提倡,但是仍要保持合作的本質,所以始終以引動為手段。”[1](P42—43)綜合而言,由政府主導的合作事業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容易達到收效迅速的目的,但不易為農民所真正接受;而由政府“引動”合作運動,則是一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它能夠保持農村合作組織的獨立地位,但前提必須是廣大農民有這種變革農村現狀的需要,即必須有制度變遷的需求。因此,雖然后一種觀點在理論上更有優勢,但由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需要較長時日,因此在實際中,政府往往采取“強動”的方式。

2.關于合作社形式的討論。當時的大多數學者對創辦合作社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意見。如壽勉成極力提倡消費合作社。他認為農民也是消費者,他們經濟行為的最后目的就是消費。因此應該在農村設立消費合作社,并在此之下根據先后緩急,辦理其他的合作社。高贊飛卻認為消費合作并不能解決農村問題。因為在農業社會里,除了少數脫離生產手段的雇工以外,大部分是自由生產者,所以,信用或運銷合作社更符合農民的需要。其實,生產者和消費者是農民身份的二重屬性。從理論上講,薛勉成和高贊飛的觀點只是角度的不同,但就實際而言,農民幾乎沒有個人積蓄,消費難以談起,所以發展生產性的合作社擁有更多的支持者。在生產性的合作社中,提倡最多的是信用合作社。章元善、于樹德及董汰余都表示了相似的觀點。如章元善認為“故欲復興農村,首須普遍的輔助農民組織信用合作社,以低利借給農民,壓低高利貸,使農村金融活躍流通,而農民始有余力以從事于生產。同時,根據農民之實際需要,發展各種合作組織……”[3](P804)于樹德認為信用合作社的效用很多:不僅可以供給平民儲蓄的便利,養成他們勤勞儲蓄的美風,而且可以增長農戶的人格信用,并得相互保證的利益;同時還可以供給平民低利的資金,使地方貸款的利率也可以得到降低[3](P816—818)。但是,董時進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信用合作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并不能復興農村。“一則因為中國農民,窮困達于極點,生活無可再低,任你如何節儉,恐也無幾何可以節儉,無幾何可以儲蓄。一則因為能供低利貸放的資金,不會很多,現在全國經濟枯竭,各省農村一起破產,而社會治安又復如此不良,不但出低利不能吸收許多資金,即使出高利,也很難找到錢。何況在現時農村情形之下,借到錢之后,能否去生產,生產是否有利,有利是否可以實收,都大有問題。”[3](P823)但是他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建議,而是認為在中國的合作社沒有完全成熟前,首先應做的事是加強民眾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有一些學者,如馬伯源等對土地問題提出了自己朦朧的認識。如他主張土地合作社,認為中國的土地,因為分家制度,把大農變為小農,致各種設備,非常不經濟。假使土地合作起來,不僅生產販賣上占便易,而人工上亦得互助。他曾經拿出自己的一千畝土地用于辦理土地合作社,主張實行土地社知,土地社管,土地社有,及社為社員所有,以達耕者有其田的目的[3](P826)。但是這種觀點在當時并沒有獲得很多人的支持。

二、鄉村改良派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面對農村破落衰敗的狀況,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自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河北定縣(以晏陽初為代表)、山東鄒平(以梁漱溟為代表)、南京曉莊(以陶行知為代表)、江蘇昆山徐公橋(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學為代表)等地開展了以平民教育為中心的鄉村建設運動。他們把鄉村建設思想從制度層面引導到了技術層面。他們的主要思路是從教育入手,通過農業技術的改良和鄉村社會組織的改進來復興農村。其中,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試驗和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實驗影響最大,兩人關于鄉村建設的論述也最為豐富,現著重分析他們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

1.梁漱溟的鄉村經濟建設思想。梁漱溟(1893～1988)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先后在廣州、河南、山東等地開展鄉村建設的理論宣傳和實踐工作。他的鄉村建設思想是以“文化復興”為理念的。他認為中國農村的破敗主要不在于外國的侵略,而在于由外部引發的內部文化的缺失,是中國固有的“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瓦解后,舊轍已破新軌未立的結果。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中,他首先強調要建立政教合一的鄉村自治組織——鄉村鄉學,盡快建立和恢復中國鄉村的社會格局。他的鄉村建設思想也因而包含了更多的文化色彩。這里主要介紹他的鄉村建設思想中的經濟思想部分。(1)梁漱溟“以農立國”的經濟思想。面對當時蔚然興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之風,梁漱溟堅定地認為中國必須走以農立國之路。他認為農業受資本控制的程度小,并且具有自給的性質,根基比較深厚。因此,復興中華民族要從復興農村開始。他論證了中國的經濟憑借農業謀求翻身,并且從農業引發對工業的具體設想。如他認為中國農業的生產具有中國工業所不具備的現成生產要素——土地和人工。同時,中國農村自發的存在著消費的市場而不必像工業生產那樣去尋找市場。他設想通過有組織的農業生產,一方面謀求農產品的自給以減少進口,一方面則增加農產品的出口以平衡國際收支,增加入超額,從而活躍農村金融,甚至可以用農產出口換取進步的生產機械,從農業向工業過渡。最后,工業的發展又反過來吸引農村的過剩勞力,工業向農村分散,農工業相結合達到鄉村都市化和都市鄉村化的和諧。梁漱溟看到了西方國家在發展工業化過程中城市脫離農村畸形發展的弊端,認為中國不可能走從商業發展工業的道路,只能走農民通過聯合與合作,最終達到經濟自立之路。他認為必須通過提高農業的生產力來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最終促進與農民的需要相適應的工業的發展,并認為“其應于此需要而起來的工業亦就是國民經濟上所必需的工業”[4](P394)。由此可見,梁漱溟復興農村的設想并不是簡單的恢復農村的經濟秩序,而是希望在農村復興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經濟的整體復興。(2)關于農業復興具體措施的思想。梁漱溟認為發展金融、引入科學技術和促進合作組織是促使農業進步的三大要點,三者互相聯系,互相依存。在合作的具體形式上,他設想在實驗區各鄉村的要塞設立公店、金庫和倉庫。公店主要對農產品的加工和日用品的售賣進行統制,類似于英國的工人消費合作社;金庫的目的是建立區內農業金融系統,以金融力量輔導農業;倉庫的作用在于豐年收購農民的余糧,以調節糧食數量和價格。梁漱溟期望通過“一面促進生產,一面統制消費”的農業合作來達到農村經濟的復興,與合作派明顯不同的是,梁漱溟的合作思想多借鑒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現有的合作模式,在理論上鮮有創新,但是具有很強的實踐操作性。(3)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鄉村改良派雖然較少的觸及土地問題,但是梁漱溟對此并不回避。他認為:“固然要待鄉村運動才能形成解決土地問題之負責的力量,可是也需提出對土地問題的主張,才能做鄉村運動,才能調整社會關系,因此也就不能避而不談。”[4](P411)梁漱溟看到了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認為:“要從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全歸公。”[4](P413)但他反對蘇聯的農業建設用地全部歸公的做法,認為保持私有制是促進農民生產的一個適當刺激,土地公有只是生產技術進步以后的趨勢。總之,梁漱溟認識到土地問題不在土地而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反對激進的土地改革,冀希望于緩和的農業改良,因此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