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在周作人研究中，一般會以1928年為界（這一年發表《閉戶讀書論》），將其散文文體分為“抒情言志體”和“抄書體”兩種，后一種抄書體在抗戰時期又發展為一種“筆記體”。無論是哪一時期的散文，都具有自成一家的獨特風韻。他前期的小品文從尋常的生活意象入手，表達自己的志趣和情懷。后期的“抄書體”文，因抄書成分過重，各家的評價褒貶不一。這兩個時期的文體風格差別之大，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從周作人散文文體的變化可以推演出兩條暗含的脈絡，一條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堅守，始終提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把散文的寫作原則建立在強調張揚個性的“知識”與“趣味”和注重表達個體“真摯”的情感之上；另一條則是“苦味”的每況愈下，愈演愈烈，并在“筆記體”中發揮到極致。

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對其作品的文體風格是最好的詮釋，思想永遠是隱藏在文字表面下更深層次的個性吶喊。無論哪一種文體其實都是作家思想的一種淺層映射。因此，對于他文學思想的梳理確是必要且切實的，并且應當放置于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之下。縱觀周作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從晚清以來的內憂外患，到由“三民主義”引發的啟蒙思潮；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個性解放到復辟與反復辟的傀儡之戰。周作人從青年時期感傷的憂國憂民中提煉出自己的救國主張和文學主張。從文學論，他在中國這一的轉折期擔當起時代的弄潮兒，提出了“人的文學”的口號，倡導“人道主義”的文學。大革命失敗后，左翼文學主張文學是宣傳的武器，要為革命斗爭服務。但過于夸大文學的政治斗爭作用，使文學淪為工具，浸染“功利主義”色彩。這與周作人固守的文學主張背道而馳。他認為，文學的使命在于“闡述時代精神”、“發揚神思、趣人心以進于高尚”。

文藝的功用宛若一顆豆子與讀者結緣，文學的使命更多的是以文藝的方式盡可能地削弱民眾思想上的寂寞與空乏，使民智開化、進步。總的來說，“雖非實用而有遠功”才是他理想的文學的“社會距離”，融合“知識”與“趣味”的教化民眾，啟迪心智才是文學的最終目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導言>》中，他將“載道”與“言志”對比而論，言志派文學是一種即興文學，言自己之志；載道派文學是一種賦得文學，載他人之道。左翼文學便是他所謂的“載道”文學，批判載道文學的附庸媚態，維護自己“人的文學”的園地，突出個人的主體性，堅持五四文學的啟蒙傳統。人們對周作人散文風格的評價往往是“閑適”、“平淡”，這主要是針對前期的抒情言志體散文，周作人自己卻不以為然。其撰寫的《自己的文章》可以說是最好的反駁，并且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文章的看法。他說，“平淡，這是我所最缺少的”、“閑適，也是說得不對的”。就像他說的，“老是那么熱心、積極”地關注民族的命運，感時憂國，“文章底下的焦躁總要露出頭來”，表現出的則是一種“苦悶”和“憂郁”。

對于自己的國，他一直是飽含著深情“上下求索”，他把自己稱作“尋路的人”，然而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落潮，“終于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看到改頭換面的中國社會依然是那番蕭條景致，國民劣根性并沒有遭到絲毫的破壞，心里已然不是“怒”那樣簡單，一邊詛咒著那些覺得“光著膀子挨刀真有意思”的麻木的民眾，憤恨地說著“奴性天成的民族是亡有余辜”的氣話，一邊在悲哀中掙扎著。對于民族的悲觀情緒早已同憂患意識一起深深扎根于周作人的心中，從他的身上便可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探索救國道路，尋求民族覺醒時的復雜性和曲折性。

對于民族的悲觀使他深感“教化之無用”、“文字之無力”，在北平的苦雨齋里“閉門讀書”，這也許是他找到的另一條出路吧。然而《閉戶讀書論》中的那句“茍全性命于亂世是第一要緊”往往會被斷章取義，拿來作為他早有附逆傾向、消極度日的證據。這是不嚴謹的，周作人在講這句話的前提是“從頭就不煩悶。”但如果“有了煩悶”就要“用方法消遣”。“閉戶讀書”是他找到的既不“用錢”、也不“用力”的方法。而所說的“煩惱”不就是有感于“教化之無用”的苦澀，對于虛空的世界和狂妄愚昧的民眾所生發的失望之情嗎？從閉戶讀書開始，周氏張揚的文學觀也收緊羽翼，孤照自審，變得更加內斂、含蓄。文體風格自然要從“抒情言志體”轉變為更加含蓄的“抄書體”。而“抄書體”無非是他深層次的文學主張所外化的一種“文學變體”。

“抄書體”最大的特點是通篇引文連綴，周作人自己的話卻很少地穿插其間。盡管抄書的內容占據文章的大半，卻有“六經注我”的意味，抄書的心態更是“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周作人對自己這一獨創的新體做過如下的闡釋：“不佞之抄卻亦不易，夫天下之書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則自然只能選取其一二，又從而錄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難事也”①。因此，這種有選擇地抄書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胡亂征引，而是為表達作者自己的思想服務的。那些被征引的古書也已不再是“死書”，而是替作家代言的有力說辭。但是累于抄書比重過大的文體限制及其文學思想的內斂化走向，直抒胸臆已不再可能，抒情表意的線索更加內在化②，文章的氣韻也更加深沉厚重。雖表面上生澀難嚼，卻耐人尋味。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沒有跟隨北京大學南撤，而是留在北平。曾托辭“家累”不易遠行，還信誓旦旦地說道“而是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然而，這樣的保證卻為隨后“附逆”的事實蒙上了巨大的欺騙性。近年來，對于周作人的研究盡量延續“人歸人，文歸文”的研究態度，不因他在政治上的污點而忽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這是客觀且正確的。不過鑒于對他散文風格變化這一探究的需要，“附逆”動機背后的思想線索依然是有必要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