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曉梅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

1938年10月15日，一代曲學大師吳梅躺在病榻上寫信給自己的弟子托付后事。這位弟子不負厚望，在吳梅去世后，在艱難的條件下相繼刊行了老師的三部遺作，使之得以面世。令人遺憾的是，如此受到吳梅器重的弟子卻由于種種原因，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失蹤者。這個人就是曾被稱為“江南才子”的盧前。盧前的一生，是頗為坎坷的一生。他出身于書香故家，卻在大學期間就為經濟所迫，兼職奔波；他才思敏捷、才華橫溢，卻又經歷動蕩的時局，四處漂泊；他一心救國，卻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備受冷遇；他熱愛教育事業，卻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被迫離開深愛的崗位。盧前家學深厚，飽讀詩書，筆下洋溢著濃郁的書生才氣，和吳門其他弟子一樣，盧前也是在新的教育和學術制度下培養起來的學者，接受新式教育的他能夠自覺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補充自己。在研究中他自覺運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學化、體系化，因而取得了許多的實績，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財富。盧前的文學思想較集中地體現在《盧前文史論稿》和《盧前筆記雜鈔》中。深入地思考和不斷地實踐，促成了盧前文學思想體系的建立。在《四知》一文中，盧前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孰優熟劣、應該如何正確對待，文學的發展是進化還是退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哪一種更適合新時期文學的需要以及如何對待古今文學等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他文學思想中的現代因素。

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廣大國民思想意識的更新對于社會的進步至關重要，于是他們發動了晚清思想啟蒙運動和晚清文學改良運動。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向廣大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掀起了后來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1917年，《新青年》又先后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舉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大旗。“八不主義”和“三大主義”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傅斯年、魯迅、錢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積極響應。錢玄同視摹仿六朝駢文的文選派文人和摹仿唐宋的桐城派文人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1]。胡適也一鼓作氣提出文言已經是死掉了的語言文字，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2]。周作人也撰文指出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文言的還是白話的，都有許多“非人的文學”。雖然進入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反思了自己過激的主張，但在當時，這些主張確實對廣大的青年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眾多高等學府，青年們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卻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的現象較為普遍。盧前曾創作過一首小令[一半兒]“：拜倫、戈德果如何？詩國新開碧眼科。李、杜、蘇、黃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兒‘焉斯’一半兒‘努’。”表現了對廣泛存在于青年中的重“西”輕“中”思想的擔憂。

的確，“五四”以后，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詞紛紜呈現，而又層層高盈，生活在這個由新概念、新名詞所編織而成的政治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行動的方向都發生了變化。年輕的讀書人可能因為對舊的已經失去信心，對新的未知的世界又無限向往，因而一兩個名詞或一兩個概念，便可能成為一種形塑個人和社會的重要資源。盧前非常認同吳芳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同時他接受了黑格爾對文學民族性的闡釋：“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的和其它的觀念的目的”[3]認為民族性是一種文化的根基。盧前認為中國要建立新文學，使中國文學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中國知識分子應正確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做到“不忘其本”。他說：“文生于情，情因國性。以溫柔敦厚為詩教者，中國文學之精神也。吾人生于域內，稟受如是。舍己從人，不可也。今欲躋中國文學于世界文壇，正應發展固有，以有別于他而自立，庶無削足適屨之弊。”在如何對待西學的問題上，盧前主張積極有效地利用西方文化資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適時的補充。他已經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新的歷史時期所暴露出的諸多不足，因此他期望新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學習西方文化時，更加注重西方科學的學術態度和學術精神，在講究科學精神和方法的學術大勢中，建立新文學，實現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盧前這種“不忘其本”的主張，乍一看似與復古派屬同一論調、仿佛與“五四”精神有所背離，但認真思考后不難發現，盧前是站在“學習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立場上提出“不忘其本”的，與胡適等人的主張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不同的只是，他為納新加入了一定的條件，所以其本質與“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二、《四知》中有這樣一段論述：“文體遞變，代有偏勝。固有體裁，未嘗廢焉。詞盛于宋，蘇黃二陳之詩，卓然不朽。曲創于元，姚盧虞劉之文，并有足多。不可以其詞而棄其詩也，不可以其曲而棄其文也。文章一體，必適宜表見其一種之情。人各不同，體各有別。以曲為詞，未免直率。以文為詩，風神頓減。文體固不可相假也。且新出于舊，豈可泥舊而鄙新。舊亦嘗新，豈可泥新而鄙舊。”這是盧前針對當時學術界出現的文學激進派和文學保守派的激烈論爭發表的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種主張都有偏頗之處：激進派忽視了傳統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希望在割斷文學民族性的情況下，借助西方文化建立中國的新文學，這種移植是不科學的；同時，保守派一味駐守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領域，忽視了文學的時代性特征，反對文學與時俱進，也會喪失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文化進行交流和互補的有利機會。盧前用一種相對客觀的現代意識和思維方式肯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價值。首先，他引用日本帝國大學校長井上哲次郎的話論證了“中國文學史壯矣”：“支那、希臘、羅馬、希伯來、珊悉訖利多（印度也）諸文學，皆有千古不磨之價值。猶太在西洋式微極矣，其遺民幾受非人之待遇；然而希伯來文學之研究，尚不能預測其告終之時機。惟支那文學，尚在西洋人未甚研究之域，除《詩經》已譯外，李青蓮、白樂天、蘇東坡之詩，亦稍稍為彼譯出。顧上下三千年之文學，以歷史眼光考察之，豈彼等所易企及之哉。”[4]進一步，他認為文學活動具有歷史繼承性，“蓋今人之性情習慣，皆得之古人，黃白面貌雖不同，然皆具人類之共性。精神上相契合，有歷史性與群眾性，是以文化得以繼續不絕，可期大同。”這種歷史繼承性不僅表現在優秀文學傳統直接影響作家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方式方面，還表現在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發展上。的確，縱觀中國文學史，詩歌、小說、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的發展幾乎都經過了由簡到繁、由粗樸到精致、由不夠完美到逐漸完美的過程。這是一個前后不斷繼承發展的過程。每個時代出現的文學繁榮，都是以前代文學發展為重要前提的。因此盧前希望現代知識分子能夠拋棄“西方文化中心論”論調，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平等設置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文化中加以考察，從而探詢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把握文化發展的方向。由此可見，盧前的文學思想體系的建構和完善，是始終把握在中西融合中的現代化轉換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