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文杰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

一、早期中共對傳統文學的學術研究和理論總結

中國古代向來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對一個現代政黨而言,文學不但是承載、傳播意識形態的工具,更是一個重要的革命陣地。首先,對傳統文學的學術研究。早期中共對傳統文學的各個領域均有涉及,但更側重于古典小說、傳統戲劇文學和其它民間文學等方面。他們對歷代統治階級所尊崇的正統文學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對其所輕視的反映廣大勞動人民生產、生活和基層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學體裁和題材,則極力發揚。同時,他們還繼承近代以來的實證之風,對一些在歷史上被歪曲的文學作品,加以歷史的還原。下面,僅以其對舊體詩詞和古典小說的研究為例:舊體詩詞的主要特點是對韻律、格式和字數的嚴格限制,不利于通俗地表達作者的思想。因此,早期中共的基本觀點是:舊體詩詞作為中國傳統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同時,又認為舊體詩詞已不適應當時的文學潮流和社會需要,反對當時的詩歌創作者和文學愛好者做舊體詩詞。陳獨秀的理由是“舊詩難做,不能自由的表現思想,又易陷入窠臼”。對于做舊詩的人,他的做法是“諷勸他,叫他自己省悟。”①20世紀30年代,北京個別大學開設關于“詞”的講座,并提出了“昌明詞學”的口號。張天翼就指出:“鼓吹青年們作詞”與文學本身的發展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從其對舊體詩詞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出:早期中共反對盲目摹擬傳統的文學形式,而阻礙文學作為思想載體在傳播者和受眾之間進行自由交流。這一主張實際上是早期中共為向廣大下層民眾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掃清障礙的必然要求。

就古典小說而言,早期中共的學者們主要是將它們作為了解、研究古代社會生產、生活狀態的歷史材料來對待的。陳獨秀認為,中國傳統小說在創作上“小說家和歷史家沒有分工”②。因此,小說本身就是歷史材料。在《〈西游記〉新敘》中,他認為:“元明間,國語文蔚然大起……在研究時代語法上,我們不能不承認《西游記》和《水滸傳》、《金瓶梅》有同樣的價值。”③對古代白話文進行了明確的肯定。1921年7月,張聞天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了《讀〈紅樓夢〉后的一點感想》。該文被后來的大陸紅學研究者認為是“我國第一篇以嶄新觀點評論《紅樓夢》的文章。”④該文從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性格特征入手,以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深入剖析了社會環境與人物性格的關系,對宿命論的觀點進行了批判,提出了“人的中心”的觀點。早期中共重視對古典小說的研究,首先是因其描寫的對象大多是形形色色的社會各階層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這符合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取向;其次,古典小說在當時仍是下層民眾最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早期中共通過對其進行研究,也可以從中發現其吸引廣大民眾的原因,并在自身的宣傳工作中加以借鑒。其次,早期中共還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傳統文學進行了初步的理論總結。主要有兩點:一,理性審視和批判繼承的思想的初步確立。張天翼認為:“對于舊的作品,我們并不拋棄,正相反:我們要全盤承受……把它們用來做我們的滋養料……承受舊的技巧,通過科學的辯證法,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⑤艾思奇也認為:“接受文學遺產是要從里面找到滋養的食料,以助成新興的文學。”⑥二,提出了研究傳統文學的基本方法和目標。就方法而言,1922年11月11日,茅盾在致汪馥泉的公開信中認為:“研究中國文學,分組不如分段。”即主張以年代作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劃分標準,反對以體裁來劃分。因為“中國書里,偽托極多”,要“查清偽書……按著時代分段來研究,似乎比分組好些。”同時,可以避免“研究文藝思潮的人不能不兼研究文藝的各支———詩歌、小說等”⑦的狀況,從而避免人力的浪費。就目標而言,早期中共研究傳統文學是為了在全面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基礎上,克服它的不足,吸取其可資利用的方面,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學形式。他們認為,“舊文學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在創造中國的新文藝時,西洋文學和舊的中國文學都有幾分的幫助。”⑧只有這樣,才能“另創一種自有的新文學出來。”⑨早期中共對傳統文學的研究還有一個目的,即如惲代英所說:“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于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10。總之,早期中共的傳統文學研究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與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緊密結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重新定位,對于配合其政治、軍事戰線上的斗爭,建立、完善自身的意識形態體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早期中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文學問題的價值重估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已經做了大量打破傳統文化與政治體制相結合來束縛人民思想和觀念的啟蒙工作。但在當時,這種啟蒙對廣大下層民眾的影響非常有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在運動后期分道揚鑣,早期中共是其重要的一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中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傳統文學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價值重估。同時,也對傳統文學進行了一次再檢討。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初期對傳統文學的批判是比較全面的。郭沫若在當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進行了定性:“所謂文學革命,是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改變為近代資本制度的一種表徵。”○11同時,他們又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改造傳統文學的目標遠沒有達到,它只是在沒有對傳統文學展開徹底革命的情況下,造成了資產階級的文學,并把這種文學稱為“貴族文學”、“紳商文學”,把表述這種新文學的語言稱為“梁啟超式的白話”,認為“古代中國文現在脫胎換骨,改頭換面,用了一條金蟬脫殼的妙計,重新復活了……這次文學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12并將失敗的原因推給了胡適一派。瞿秋白嚴厲指責蔡元培、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之初就對反對文學革命的陣營采取了妥協態度。由此也就隱含地指出:早期中共已經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新文學革命前進方向的代表。綜觀早期中共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學關系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革命走了這樣一條路子,即: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的文學形式,提倡新的文學形式———反對舊的語言形式,提倡新的語言形式。在這一過程中,雖然始終貫徹著新舊之爭,但爭論的范圍卻一再減小,范圍減小的同時,一些傳統文學的成分就被擱置、保存下來,甚至被人為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