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勇真 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

一、人被視為是一種不斷探求其自身的存在物，即人在其存在的每一時刻都在不斷地審視和反省自身的生存狀況。卡西爾認為，人生活的真正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說正存在于這種審視與反思。在《人論》一開篇，卡西爾便以毋容置疑的語氣斷言：“認識自我是哲學探求的最高目標。”［１］（Ｐ３）在我國，先秦時期的儒家和道家就已開始了對人的問題的探索。儒家從倫理政治的維度對人進行解讀，認為人主要是一種關系存在中的道德主體和政治主體。儒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基本界定決定了人的社會性構成狀態。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們摒棄了人的主體性內涵，從道的高度對人進行言說，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與萬物齊一的一種存在，從而賦予人極大的客體性內涵。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對人的探求都是嚴肅的，都極為尊重生命的本然狀態和應然狀態。莊子更是反對生命的物化形態，即人為物役的異化狀態，他把自由作為生命的第一要義，反對物對人的宰制。在關于人的本質問題的描述上，蘇格拉底亦堅決相信：“要認識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質，我們必須首先剔除人的一切外在特征以及偶然性的特征。……一切從外部發生到人身上的東西都是虛幻的。人的本質并不取決于外部環境，而取決于人賦予自身的價值。財富、地位、社會差異、甚至健康和聰明才智———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是靈魂的傾向和內在態度，而這種內在的信念是不會被擾亂的。”［１］（Ｐ１１－１２）和莊子一樣，蘇格拉底提出了對人的認識的內在維度問題，即從內在性的維度而非外在的維度對人展開研究。

但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我們發現衡量一個人的標準通常只有一個，即看他在物質上是否成功。這種標準如此專斷而流行，以致上升為一種哲學———成功哲學。這種哲學崇拜成功，鄙視失敗，不關心人的內在德性及精神建構問題，只關注人作為一個工具其最后的目標實現問題。謙遜、審慎、節制、仁慈、公正、思想、情感等這些作為一種無實際功利性價值的存在，完全不在它的考慮之列。這種哲學由于對人作了一種極其機械的理解，把人完全看成一個達致目標的機器，給我們的生存勢必造成極大的壓力甚至常常摧毀我們的生活，并致使我們缺乏能力去把彼此都看成完整的人，看成有豐富內在生活的人，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助長了我們對道德心、同情心的基本拒絕。關于這一點，瑪莎•努斯鮑通看得很清楚。她說：“由于極端信賴技術化的方式，尤其是信賴用源自經濟學的功利主義來為人類行為建立模型，助長了那些對同情心的拒絕。在合適的場合，這些模型可能是有價值的，但是作為公民之間關系的向導，它們常常是不完整的。”［２］（Ｐ３）那么，在今天這樣一個消費主義占主體的文化情境中，我們是否真的僅僅需要成功哲學，不再堅持我們擁有失敗的權利和自由了呢？美國《時代》周刊近日推出專題文章，預測“捍衛‘失敗’的自由”是未來１０年人的基本權利之一。文章說，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提出，美國人有四大自由：言論、宗教、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的自由。在哲學的意義上，捍衛失敗的自由也必須成為人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命題是很具有啟發意義的。它至少提示我們，在當下緊急建構一種摒棄成功哲學的失敗哲學是多么的重要。特別在目前處于社會結構轉型期的中國，建構一種失敗哲學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必要性。

二、那么，什么是失敗哲學呢？顧名思義，失敗哲學就是對普通人之日常生活經驗的價值認同，對構成人生主要經驗的殘缺、零落、破碎、幻滅、失敗的實際肯定。關于這一點，就涉及對社會主體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經驗的基本理解。具體說來，構成我們社會的主體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社會的主體構成力量來說，毋庸置疑是普通民眾。雖然在一些精英文化者看來，是精英而非普通民眾構成了社會的主體力量，但我們依然不能忘卻一個基本事實，即普通民眾的社會筑基作用。在《精英的興衰》一書中，帕累托曾反復強調精英對社會的顛覆性和建構性作用。他說：“歷史上，除了偶爾的間斷外，各民族始終是被精英統治著。……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人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真相便是如此，雖然它常常可能表現為另一種形式。”［３］（Ｐ１３－１４）雖然帕累托、拉斯維爾等一些西方社會學家持精英主義的觀點，認為是精英而不是庸眾在掌控著社會，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新精英不斷取代舊精英的歷史，但我們依然不可否認普通民眾在社會結構中的主體性地位。因為對于社會的主體結構來說，民眾依然是構成的主體性力量。對于普通民眾的積極建構作用，除了文化研究中的法蘭克福學派對之嗤之以鼻外，英國的伯明翰學派以及美國的一些民粹主義者都賦予了大眾以積極的歷史內涵，認為大眾作為社會的主體構成要素，在社會文化活動中具有極大的顛覆作用和建構作用。美國學者費斯克在《解讀大眾文化》、《理解大眾文化》等著作中就反復強調大眾的創造性、建構性作用。那么，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究竟充滿了什么樣的內容呢？關于此，雖然一些西方哲學家賦予日常生活積極的哲學意義，認為日常生活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本真”狀態（阿格尼斯•赫勒語），充滿了情感和想象的力量，是一種前反思、前邏輯思維的生活世界。但更多的研究者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對待日常生活。他們強調，在現代性文化情境下，日常生活充滿了晦暗性、秩序性、同化性、萎縮性等特點。

特別是他們對同質化特點的強調，更彰顯了日常生活經驗對異質性事物的收編功能。對此，英國學者本•海默爾就分析了日常生活在資本主義工業文化支配下，被流水線工作賦予的秩序化、同一性等特點。他說：“日常生活暗示了普通、平庸，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在列斐伏爾看來，它蘊含了連續的重現，持續的重復。”［４］（Ｐ１２８）“同一物的永恒輪回就是日常的時間的基本特征，日常的時間性被經驗為使人筋疲力盡、虛弱不堪的百無聊賴。”［４］（Ｐ１６）在這里，本•海默爾主要強調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對日常生活的侵襲及損害，他直接指出了日常生活時間的空洞本質。關于日常生活，阿爾都塞甚至從結構主義的視角揭示了日常生活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獨特表象體系，它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同謀關系及其對個體的人的主體詢喚功能。福柯更進一步用暗喻的手法把日常生活比做一個環形監獄，揭發它對人的身體的嚴酷的規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