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浩然 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一、引言

最近幾年，退休制度改革在我國引起了廣泛討論。支持延長退休年齡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隨著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繼續沿用舊的退休年齡標準顯得不合適。第二，自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完全的現收現付制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混合模式轉軌以來，由于未解決好轉軌成本，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養老基金面臨很大的支付壓力。延長退休年齡通常被認為是緩解養老金支付危機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出于對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消失的擔憂，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使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低工資水平以及國際競爭力。以上理由主要是從宏觀角度進行考慮，并未考慮微觀個體的感受。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大多數人反對延長退休年齡。正因為如此，我國退休制度改革陷入僵局，停滯不前，亟待突破。財政部副部長丁學東2008年11月6日表示，國家在明確最低退休年齡基礎上研究建立彈性退休制度，將建立養老金水平與退休年齡密切掛鉤的計發辦法，遏制不合理提前退休現象。財政部將理性安排財政支出，建立合理社會保障待遇確定和調整機制。從勞動經濟學理論來看，退休制度與養老保險制度兩者密不可分。養老保險制度是影響個人退休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個人退休行為也會對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狀況、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所以，要研究如何改革退休制度，絕不能忽視其與養老保險制度的相互影響。其中，養老保險制度如何影響個人退休決策或行為是一個關鍵的基礎問題。本文將主要研究我國現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退休行為的激勵程度，本文只關注養老保險制度，這是因為:一方面高質量的微觀個體數據在國內不易獲取;另一方面，許多影響個體退休行為的因素是外在的，比如健康狀況、家庭構成等，與退休制度改革關系不大。

二、文獻回顧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年長工人的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的問題。與此同時，社會保障制度在這些國家也迅速發展，日趨完善。在這種背景下，國外學者對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退休行為的影響展開了深入研究。代表性文獻主要有Diamond和Hausman(1984)、Gustman和Steinmeier(1985)、Hausman和Wise(1985)、Burtless(1986)、Coile和Gruber(2000)等。這些研究大部分都利用各種估計方法和微觀數據，考察了養老保險待遇水平、養老金財富及變化等關鍵變量對個人退休行為的影響。研究結論基本都發現以上變量對個人退休行為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Stock和Wise(1990)創造性地提出利用“OptionValue”模型來研究養老金對退休行為的激勵效果。“OptionValue”模型不僅考慮了不同退休年齡所帶來的工資收入和養老金待遇變化，還考慮了閑暇和工作的正負效用，個人根據效用最大原則選擇退休的時機。

由于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并沒有實現精算中性，這樣就可能會造成工人延遲退休將面臨隱性稅收(ImplicitTax)或者隱性補貼(ImplicitSubsidy)的情形出現。換句話說，如果考慮到個體具有前瞻性，那么養老保險制度內含的隱性稅收或補貼將對個人的退休決策產生影響。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從養老金的隱性稅收(補貼)角度去研究對個人退休決策或行為的影響。Feldstein和Samwick(1992)在當時養老金計發辦法下，計算了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收入水平的個體所面臨的邊際稅率，并分析其對退休行為的影響。Gruber和Wise(2004)研究了養老金和提前退休計劃所包含的隱性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EricFrench(2005)通過分析指出社會保障的稅收結構和養老金收入是美國62～65歲勞動者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原因。以上研究主要針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和養老保險制度背景。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來看，也發現養老保險制度對勞動力供給存在顯著影響。IrineuEvangelistadeCarvalhoFilho(2008)運用巴西農村勞動力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農村勞動力領取養老金會增加勞動者退休的概率和減少勞動供給時間。Euwals等人(2010)利用荷蘭的數據，發現減少提前退休的養老金待遇以及減少隱性稅收都能夠有效促進勞動力供給的增加。

在國內，由于高質量的微觀數據很難獲得，有關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退休行為的影響的研究并不多。汪澤英和曾湘泉(2004)利用2000年42個城市企業參保職工抽樣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我國現行的企業養老保險制度激勵職工按法定年齡退休，而不是推遲退休年齡;在條件允許時職工更趨向于提前退休。陳凌和姚先國(2000)定性分析了人們退休決策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法定退休年齡、退休保障、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狀況、重新就業的法律政策環境。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方面研究了我國微觀個體的退休行為。比如，封進、胡巖(2008)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分析了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勞動力的提前退休行為。結果表明，失業或下崗可能性越大的個體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高;健康狀況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個動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對女性而言，子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后更有可能選擇提前退休。由于與本文的研究并不直接相關，所以不再詳述。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退休行為的影響程度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特別是，2005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養老金待遇與繳費水平、繳費年限掛鉤，新制度究竟會對個人退休行為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回答好這個問題，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進行退休制度與養老保險制度的配套改革。此外，Filer和Petri(198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個人的工作特征對個人養老金積累和退休行為有顯著影響，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重復性勞動的個人所獲得的養老金替代率水平較高，容易導致提前退休。所以，本文將通過測算不同行業代表性個體的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和邊際隱性稅率，以此反映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對不同行業個體退休行為的激勵程度，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參考。

三、基本概念與測算公式

根據前人文獻，本文通過測算不同行業代表性個體在不同退休年齡的養老保險替代率(RR)和邊際隱性稅率(MITR)來反映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個人退休行為的激勵程度。邊際隱性稅率反映的是個人延遲退休所面臨的隱性成本。養老保險替代率反映的是個人退休后養老金收入相對于工作時收入的替代程度。根據國發［2005］38號文，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依然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對于1998年以后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新人”，只要繳費滿15年，就可以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構成。基礎養老金月標準以當地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和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的平均值為基數，繳費每滿1年發給1%。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標準為個人賬戶儲存額除以計發月數，計發月數根據職工退休時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本人退休年齡、利息等因素確定。從以上規定不難看出，養老金待遇與繳費水平和繳費年限掛鉤。這意味著，如果個人選擇延遲退休，那么退休當年其所能獲得的養老金待遇將會增加。但個人延遲退休意味著繳費年限增加、領取養老金的年限縮短，所以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個人的養老金財富(簡寫為PW)如何隨退休年齡變化還有待考察。從已有文獻來看，養老金財富的變化是影響個人退休年齡選擇的重要變量之一。我們參考B?rsch-Supan(2000)的做法，定義養老金財富(PW)為生命周期內養老金(PEN)減去養老保險繳費(c*W)的期望凈現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