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彩杰 蔡麒麟 單位：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倫理，是倫理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投射和反映，是指從事采訪、編輯、出版、播出、經營、管理等新聞信息傳播活動的人們在長期的職業實踐中形成的調整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概言之，它是新聞媒體及其工作者出于自律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范。隨著2010年“公民新聞”的全面發展，以及以微博為代表的“自媒體”時代的到來，2010年對網絡媒體新聞的倫理研究在倫理研究領域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時，相對于2009年和2010年，學界對于突發性公共事件和災難報道中的新聞倫理問題仍舊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關注。

一、新聞倫理原理層面

2010年專門針對新聞倫理原理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涉及這一領域的文章主要針對新聞傳播與倫理問題的契合點、新聞攝影的倫理道德觀等方面。有研究者從新聞媒介及從業者在新聞傳播活動中遭遇的各種復雜的價值關系的角度來分析新聞價值、職業價值、新聞倫理道德與社會倫理道德這四重價值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指出正是這四種價值相互之間補充、融合的過程，才促使了新聞倫理道德體系的建構和完善。但也是由于這四種價值相互之間的沖突和對立，才引發了新聞倫理道德失范。①也有研究者從新聞攝影的倫理道德觀方面來界定新聞倫理的定義和行為準則，就尊重拍攝對象與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研究者引用了“親密圈”和“無知之幕”這兩個概念，以此對新聞攝影的倫理道德觀進行界定。②有研究者從新聞傳播與倫理的定義著手，指出這兩者互相交叉，從社會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進化與發展的角度闡釋新聞倫理問題研究的必要性。③

還有學者從中西方新聞圖片倫理問題研究比較的角度，對當前的一些新聞圖片的倫理問題進行了比較分析，通過比較和分析當前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新聞圖片倫理問題研究的不足之處。④也有研究者試圖從社會學（歷史、政治、文化）、道德哲學以及哲學性質的倫理學三個方面闡釋其對新聞倫理學的理解，指出新聞傳播理論和專業倫理理論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往往就是社會痼疾的病灶所在，但好在隨著新聞從業者主體意志的蘇醒，一種健康的媒體倫理已經破土。⑤有研究者通過對新聞倫理、新聞職業道德、新聞專業主義三者之間關系及其定義的重新分析與界定，指出新聞倫理和新聞專業主義只是一種對理想的不同表述而已，目的都是為了新聞事業能發揮最大的社會功用，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同時也指出，媒介行為失范歸根到底是違反了新聞倫理、新聞職業道德和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⑥

隨著對新聞倫理學研究的逐步深入，2010年單純對新聞倫理學定義、原理、特點等方面進行論述的文章已經不多，就像有的研究者說過的那樣，“新聞倫理學的研究階段似乎已經進入到現象性、規范性等更為具體的應用層面。”但這并不代表我們就可以對忽略對這一方面的研究。作為新聞倫理學的理論基石，只有在原理等基礎性理論方面的不斷完善與進步，才能促使實踐工作更加順暢地進行。

二、新聞倫理的失范原因及對策

2010年，有不少學者就新聞倫理的失范、媒體新聞職業道德的缺失等現象進行了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分析和闡釋，同時也就制定和完善新聞倫理與職業道德規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和方法。有研究者分析并反思了近幾年傳媒界出現的一些“亂”象，并總結出傳媒在開展傳播活動時必須遵循的幾個倫理原則：真實、仁愛、正義、適度、自由。⑦有研究者從新聞工作者本身出發，針對記者倫理道德失范事件的發生進行反思，通過研究記者自身情感、認知層面以及意志層面對其職業道德的影響和塑造，指出記者的良心是記者自身內部的道德評價，而喚起記者的良心是實現新聞自律的必由之路。⑧另外有研究者通過分析社會新聞的特性，指出社會新聞要寫得好看、耐看、可看，就必須摒棄那些血腥夸張的現場描述、摒棄浮夸的文字風格和炒作式的細節渲染。⑨

有研究者從網絡傳播自身的內部根源和外部因素兩個角度，對網絡傳播視域下的倫理失范進行了分析，指出其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網絡技術的特殊性，如網絡的無中心離散性、網絡的開放性等；網絡傳播的特殊性，如信息消費時空上的隔離性、信息消費方式的匿名性、網絡“把關人”的缺位等等。⑩有研究者針對近幾年流行于網絡的網絡惡搞現象展開分析，指出網絡惡搞帶來的傳播倫理危機，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原有的傳播者應當遵循的法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二是道德判斷所需要的輿論缺失。究其原因，研究者從網絡傳播的虛擬性、隱蔽性、隨意性、快速性，傳播群體的心理因素，以及以網絡世界的道德自主性、多元性與開放性為基礎構建的道德價值體系對惡搞行為的推波助瀾作用等等。⑾

有研究者針對當前盛行網絡的“標題黨”新聞，通過分析其現狀和特點，指出其危害及產生的原因。研究者主要從問題分離的網絡特性；功利、浮躁的記者編輯；扭曲的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剖析了“標題黨”新聞產生的原因。⑿也有研究者針對“標題黨”新聞現象，通過分析標題的修辭及其道德屬性，指出新聞的修辭與倫理問題，歸根結底就是新聞語言與倫理問題，尤其是在現代大眾傳媒主導著社會話語的時代，我們更應該注重處理好新聞修辭與社會倫理的關系，并依據這種分析進行了新聞標題修辭與倫理的構建。⒀有研究者針對網民“曝新聞”這一新現象，對傳統媒體使用網民信源的倫理選擇這一問題進行闡釋。研究者認為，傳統媒體在網絡新媒介事件中應該扮演修補者的角色，即傳統媒體應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彌補網民信源不足，在新媒介事件傳播中起到對網民信源提供事實和信息的修補功能。同時指出，傳統媒體應將“核實”作為其網絡信源使用的基本原則。⒁還有研究者從當前互聯網文化和權力尋租的現實環境，分析其對異化記者的人脈思維、制約媒體公信力的提升、獨立性的堅守和公共性的捍衛所產生的影響。

研究者從虛擬式交往、圈子式經營、功利式選擇、制度式尋租、自戀式傳播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當前的現實環境對記者的人脈思維的異化以及對媒介倫理的沖擊。⒂也有研究者針對2009年11月新出現的“動新聞”這一種全新的報道形態進行新聞倫理方面的研究，指出由于把關人的缺失、制作人員專業精神和職業道德的缺失、新聞報道違背真實性等種種原因，“動新聞”對當前媒介的新聞倫理觀念起著消解作用，最終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媒介組織運作陷于癱瘓。然而，盡管“動新聞”存在種種弊端，仍然掩蓋不住其在新媒體環境下煥發的光芒。基于對我國媒體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考慮，研究者分別從社會角度、媒體角度、“動新聞”的制作過程以及公眾角度四個方面闡釋了如何有效遏制“動新聞”的負面影響，發揮其積極作用以優化傳播效果。⒃還有研究者嘗試從科技與倫理之間的沖突這一角度切入，通過分析“人肉搜索”特定的歷史條件、突出的特征和表現，認為其可以成為科技與倫理之間緩和矛盾、消除沖突的有力途徑，并認為以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人肉搜索加速了新聞倫理在網絡環境下的建構。⒄新媒體時代，新聞倫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劉海明從新媒體受眾的角色、角色的德與個人的欲求、角色的德與道德惡等方面闡釋了新媒體災難報道角色的倫理問題，并指出新媒體在未來的發展中還將遇到更多的倫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