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哲 呂金山 單位：中國中醫科學院

縱觀中醫學發展歷史,不難看出政府的醫藥衛生政策對于中醫學發展關系重大。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醫藥等幾乎都達到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北宋時期主要統治者們對于醫藥衛生政策方面均非常重視,故而分析宋代主要醫藥衛生政策,對于現在的中醫衛生政策法規的制定仍然有巨大的借鑒意義。下面就宋代主要中醫藥衛生政策可取之處簡單概要如下。

1疫病防護政策可取之處

1.1運氣防疫政策的施行

宋代對于中醫經典中運氣學說非常重視,這從現存宋代國家醫學考試試題集——《宋太醫局諸科程文格》中(共九卷)載試題87道,其中僅運氣就有9道之多,專門就中醫運氣學知識進行考試,可見一斑。北宋政和六年(1117年),宋徽宗命政府“公布次年運歷,示民預防疾病”,所謂運歷,這是當時宋徽宗政府命人研究運氣學說,并在撰著《圣濟經》、《圣濟總錄》的基礎上,編制的一種歷法,是以當時的歷法、天文、氣象、物候結合某些傳染病、流行病和季節性疾病的規律性經驗而編造的一種六十年周而復始的歷法。運用這種歷法可以很明確提示某年節氣可能有某類疾病的流行,并要求人們早作預防。這種歷法在金元明清時期仍然十分盛行,對于防護瘟疫有著一定意義,是中醫防護傳染病“天人合一”和“治未病”理念的一種具體體現。然而,歷來不少醫家對此爭論很大,未能在科學界和衛生界達成某種共識。但是,作為中醫有必要加以批判繼承和發展研究,不應該徹底拋棄,故而今天的衛生政策中對于有關中醫運氣理論與現代科技手段結合的研究有必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支持。這也是繼“非典”、“禽流感”、“豬流感”等傳染病不斷出現后,值得中醫在傳統衛生政策制定上加以重視的一個方面。

1.2政府派醫巡診、公布醫方防病救人

北宋政府自建國以來對于在疾病瘟疫爆發時期派遣醫生巡視京城和到邊遠地區支援指導救助、頒布名醫效方、發送救命藥材以及命令當地官員組織力量救助患病人群是非常重視的。比如乾德元年(963年),湖南發生疫病,趙匡胤“賜行營將校藥”；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癸丑,京城發生瘟疫,宋真宗“分遣內臣賜藥”；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當時北界人多腮腫而死,民多向南遷徙,宋真宗便命“醫官院處方并藥,賜河北避疫邊民”；嘉佑四年(1060年),京師地震,宋仁宗命令最高財政部門專設“寬恤民力司”,救災醫疾,還“遣官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從北宋政府所采用的這些政策可以看到當時政府對于疫病及突發事件之重視程度和應對措施；另外,這種政策對于今天制定衛生政策防護瘟疫、應對突發事件和改變當前全國各地醫療衛生條件分布不均的現狀有著重要參考意義。

2社會慈善機構和醫院管理可取之處

宋朝政府從“仁政”出發,為了鞏固統治、維持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于孤、老、疾弱、窮、丐、敗兵甚至囚犯等醫療衛生健康非常重視,在全國各地成立社會慈善機構,政府專門撥款保證他們得到較好的醫療和康復條件。比如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命令“囚有病者,勾當醫人看治,省視湯藥”；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命令“于諸路置病囚院,醫治徙流以上有病疾之罪犯”；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命令在京師舊置東、西兩福田院基礎上,再增加南、北福田院,用來收容救濟老、疾、孤、窮、乞丐者等300多人；元佑五年(1090年),杭州大旱,饑疫并發,蘇軾請求朝廷,作壇粥藥,遣藥分坊治病,并用黃金50兩設立一所病坊,收治患染疫病患者。此病坊功能很類似于今天的傳染病醫院,后來于崇寧元年(1102年)被宋徽宗命令由政府接管,改名“安濟坊”,專門用來收治貧病者；同時,宋徽宗又命令全國郡縣均仿照這種方式建立類似“安濟坊”,并在京師設置“居養院”,用來專門收容鰥、寡、孤、獨。該院經費是以戶絕財產給養,各郡縣的“安濟坊”則由當地僧人主持,規定醫生對于其所治病人,要一一記錄,到年終考核救治數量,3年超過千人者政府給以獎勵。這應屬于一種可持續性發展的辦院模式,但是后來這兩種機構卻出現了“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訥衣絮被”的州縣奉行過當、監督不夠、浪費嚴重狀況,以致出現“貧者樂而富者憂”的新問題,其中經驗和教訓很值得今天醫療政策改革借鑒。宋代這種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辦院模式和中醫發展政策是解決當時醫患關系、緩解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一種必然途徑。這種政策對于今天維持社會安定團結,制定從根本上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衛生政策亦有其可取之處,但如何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更多地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福利醫院,解決更多的貧窮人群的就醫問題,避免重蹈宋代監督不夠、鋪張浪費覆轍,并非易事。

3國家藥材飲片和中成藥管理機構可取之處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下令“解除海舶輸入藥物木香等三十七種禁令,并公布乳香等八種藥物為官府專賣”。熙寧九年(1076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變法,制定“市易法”,將藥材列入國家專賣項目,同年,在太醫局下正式成立了制造和出售藥材、中成藥的專賣機構——熟藥所,或稱賣藥所。實際上這應該算作中國最早的國營藥店和國營制藥廠,僅當時1年,這種熟藥所便為政府增收純營利錢25000余?,從而受到皇帝嘉獎,且其所售藥品質量較好受到群眾的信賴和好評。后來這種賣藥所越辦越興旺,至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特“許各州郡以土產藥材等價互利,交換熟藥所成藥”,崇寧二年(1103年)增至五所,又修合藥所兩所,將制藥與出售分開經營,不久改賣藥所名“太平惠民局”,后來吏部尚書何執中上奏：“買藥所其惠甚大,當推行天下”,得到皇帝批準,從此各地紛紛建立“熟藥所”,使得國家專賣藥物幾有取代私營藥店的趨勢。由此可見,宋代一直采用國營和私營并行的兩種中藥經營模式,這兩種經營模式的合理發展和健康競爭更有利于中醫產業化、促進中醫藥健康發展和解決民眾健康問題。

4醫生考核及教育政策可取之處

4.1學校教育政策

宋代皇帝很重視對于醫生的理論基礎和臨床實踐技術的教育,早在開寶四年(971年),趙匡胤便下達命令“求訪醫術優長者,咸籍其名,仍量賜裝前”；在慶歷四年(1044年),宋仁宗命令：“國子監于翰林醫官院選能說醫書三、五人為醫師,于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學生徒聽學”,并于同年接受范仲淹奏請：準于太常寺,始建太醫局,培養醫師,學習《素問》、《難經》、《修合藥餌》、《針灸》等,由名家任教,凡醫師未經太醫局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太醫局分醫學為大方脈、小方脈、風科、針灸、瘡腫兼折傷、產科、口齒兼咽喉、眼科、金瘡兼書禁等九科,每科設教授一名,學生人數最早限在120名,至宋神宗元豐年(1078－1085年)增加到300名。太醫局為地方學校教育樹立了榜樣,到元豐六年(1083年),宋神宗準“諸縣設醫學,不及萬戶者補醫學一人,萬戶已上者二人,每及萬戶者可增一人,至五人止,所規定之學習課程等與太醫局相似”。宋代這種學校教育政策以及按照地區人數有計劃地分配醫生資源,很好地保障了醫生的就業問題和老百姓的就醫問題,頗值今天在制定相關衛生政策時加以借鑒。而關于學校所教育的具體內容除了上述諸書名外,還可以從《宋太醫局諸科程文格》這部宋代醫學考試試題集中得到反映,當時的醫生所掌握的中醫知識,無論是中醫基礎理論還是中醫臨床絕對并不比今天我們的中醫學校教育所掌握知識難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