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態效益論文
作者:吳玉晴 郭建斌 王百田 任燁 毛澤秦 單位:北京林業大學水土保持學院 平涼市水土保持研究所
土地利用數據數據來源有3個方面。一是當地的村委會、水土保持研究所提供的1998—2010年退耕還林前后的資料數據庫,涉及土地利用狀況、糧食播種面積、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等;二是紙坊溝流域1998—2010年的土地利用圖,主要包含農地規劃和農田基本建設,農、林、草地等地類界線;三是走訪調查,分別對鄉、村、戶不同層次進行調查訪問,以核實土地利用的歷史情況是否與土地利用圖相符。在此基礎上運用遙感工具,對該流域不同土地利用類型進行分析,了解退耕還林政策實施以來土地利用的現狀。
農村社會經濟數據PRA是指參與性農村評估方法[8-10](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即通過與研究區的居民進行非正式訪談,以了解地方的實際情況的一種方法,是對傳統的抽樣調查方法的替代和補充,其特點是應用范圍廣、成本低、參與程度高、綜合性和靈活性強等。本研究應用PRA的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ruedinterviev)工具進行,了解該地區1998—2010年社會經濟情況。
調查方法根據研究目的,采用參與性農戶調查方法,保證調查內容的廣泛性和真實性。調查共涉及35戶農戶,時間為2011年5~10月。
土地利用結構在農業生產中,土地是基本載體,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首先會改變土地利用結構[11]。黃土高原地區的土地長期的不合理利用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之一[8]。因此,在遵循土地利用優化配置原則的基礎上,調整農村土地利用結構是該區控制水土流失的基本措施之一。本研究在調查和收集當地資料的基礎上,利用土地動態度模型中的單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12-13]作為衡量土地利用變化的標準,其表達式為:K=(Ub-Ua)/(UaT)100%式中,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類型的動態度;Ua、Ub分別為研究期初和期末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T為研究的時間段,其中當T的時間段設定為年時,K為該研究區某土地利用類型的年變化率。2000、2010年甘肅平涼市紙坊溝流域土地利用情況統計見表1。由表1可知,2000—2010年平涼市紙坊溝流域耕地利用的年動態度為-7.51%,園地的年動態度為-4.49%,林地的年動態度為4.86%,草地的年動態度為14.87%。從表1還可以看出,紙坊溝流域退耕還林效果顯著,林地草地的面積大幅度上升。結合平涼市紙坊溝流域退耕還林的實際情況發現,減少的耕地主要為坡度>25°的坡耕地,個別村莊>15°的坡耕地一次性全部退耕,減少的耕地集中分布于紙坊溝流域中下游地區。而園地中,果園地動態度為6.03%,瓜菜地動態度為7.65%,小麥地動態度-11.74%;其中,果園和瓜菜地增加明顯,小麥地減少突出,小麥地的減少與當地政府退耕還林的錢糧補貼政策有關。從同期比較看,耕地的利用動態度的絕對值小于果園地和瓜菜地。土地利用結構反映了因地制宜原則和市場需求的方向。在農作物播種面積中,農作物播種結構也發生變化,小麥、玉米、蕎麥、蔬菜類所占比例變化如表2所示。其中,小麥播種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急劇下降。從表2可以看出,1998—2010年紙坊溝流域經濟收益較低的傳統糧食作物小麥種植比例急劇下降,減少了16%;蕎麥的種植面積持續走低,1998—2010年均在5%~15%的范圍內波動;收益較高玉米、蔬菜面積總體增加,分別增加了14%和11%。說明高效農業已成為紙坊溝流域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選擇。
產業發展的空間效益調查發現,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紙坊溝流域大力發展林果、經濟用林、畜牧業等特色產業,產業發展表現出鮮明的地域性。下游地區在結合該村特點的基礎上,沿流域東西兩側分別建立了磚廠、骨素廠、養豬場,為解決當地剩余勞動力做出了貢獻;中游地區以當地土壤、氣候、地形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形成以蘋果、梨、葡萄為主導的林果業,優勢顯著,是該區農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上游地區以種植玉米、小麥等作物為主,在退耕還林地里種植核桃樹,這些林業經濟作物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在城鄉結合處,現代化的設施為城鎮提供了大量農副產品,棚栽業、城郊養殖業成主導產業。
產業結構調整的生態效益退耕還林的生態效益指退耕還林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如涵養水源、保持土壤、防風固沙等,以及對全球生態環境的影響[14]。黃土高原地區面臨的主要生態問題為水土流失,因此其生態建設的核心是水土保持[15-16]。調查發現,退耕還林政策實施以來,紙坊溝流域以合理利用土地資源為出發點,調整農村土地利用結構,下游>25°的坡耕地有95%被退耕還林,中上游的坡耕地被改成水平梯田、果園或林地;15°~25°的坡耕地中,通過建設水平梯田、植樹造林等水土保持措施,改善土地的生產條件,保證土壤肥力;部分縣區坡度>15°的坡地則一次性全部退耕為林草地。據有關部門預測,2012年紙坊溝流域年平均輸沙量較退耕還林前的1998年下降約6%;年徑流量將增加約1000m3;水土流失綜合治理程度將提高至47.5%。
農民經濟收益退耕還林是通過終止在陡坡地上的耕作,達到減少水土流失的目的,并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農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可從農民人均收入中體現出來。退耕還林過程中,耕地面積減少,使一部分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林產工業、森林旅游業等第二、第三行業的發展,吸納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內部發生了生產力的轉移,表現在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減少,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勞動力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14]。對研究區的調查顯示,退耕后農民人均純收入從整體來看是上升的,增幅因村的地理位置不同而不同(表3)。從表3可以看出,隨著退耕還林政策的推行,除甘溝村農民人均收入下降275元外,紙坊溝流域其他地區的農民收入均呈增加趨勢。結合農戶調查,發現造成該現象的原因為退耕前農民大多數都以種地和畜牧為生,糧食和牛羊為主要的經濟來源,生產效率低下,導致收入水平低。在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過程中,該流域的大多數農民將手中的土地改種植經濟林或用材林,政府加以補貼。隨著耕地園地的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產業,外出打工、經商人數明顯增多,而且現代農業技術的運用,使農產品產量顯著提高,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明顯增多。雖然退耕以后紙坊溝流域農民人均純收入從整體來看逐年遞增,但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不同,農民收入的特征也不同。從表3可以看出,大多數村的人均收入均有所增加,其中土壩村人均純收入增長量最高,達4213元。其原因是該村離平涼市區較近,交通較為便利,大部分青壯年進城務工,使得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轉移。與此同時,農林業生產老少皆宜,實現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分配。此外,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政府向該村居民征地也成為其收入的來源之一。桂井村的人均收入增長量次之,為1826元,其原因是該村離市區較近,交通便利,便于外出務工;與此同時,該村處于紙坊溝流域下游,有大塊河流沖積形成的平地,有利于發展林果業和園林花卉種植業以及種植玉米、蕎麥等高效益作物,在采用先進的種植技術基礎上,提高了產量,加之交通便利,降低了運輸成本。買家村的人均收入增長量較少、為28元,甘溝村為-275元,其原因是該兩地地處紙坊溝流域上游,交通不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大多數農民以傳統農業為主,加之對土地的依賴強,而土地貧瘠,環境惡劣,生產工具落后,大多數農民基本只能解決溫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