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坤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民意病毒”的催生環境作為網絡時代民意異化的產物，“民意病毒”在其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特殊的催生因素。1.知情權的失位知情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公民與國家的互動之中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應當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護。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在某些公共事件發生后，民眾的知情權非但無法獲得官方的正面保障，甚至還經常受到“不知道”，“不清楚”的搪塞話語。于是，民眾只能將注意力和目光投向那些能給他們帶來知情權滿足感的“知情人”，“在危機時刻，報紙似乎具有無限的威力，當人們對危險剛剛有所察覺，就開始變成一群焦急的讀者，等待閱讀新聞記者對時事的評論”［2］。這無疑增加了被“知情人”影響的可能。2.網絡的普及在互聯網出現以前，輿論所借助的傳播手段一般分為傳統的平面媒體?即報刊、雜志等?、無線電媒體?即廣播、電視等?和社會口頭傳播?即街談巷議等?這三大類。由于這三種傳播方式自身的特點，民眾不太可能借助于它們形成由民眾所主導的社會輿論，輿論權都掌握在某些團體、政黨、政府的手中。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壟斷現狀。網絡傳播的開放性、交互性、參與性、隱匿性、間接性和容納海量信息特點使得民眾在自由發表網絡言論的同時，承擔最小限度的風險責任，這就激發了民眾參與網絡討論的積極性。3.網絡推手的負面煽動在“鄧玉嬌案”、“胡斌案”、“藥家鑫案”等事件發生后，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眾在網絡論壇、博客或者社交網站等公共平臺上對事件進行描述、議論、揣測和分析，網絡民意在短時間內得以形成。在這些網絡民意形成和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網絡推手對事件發展的不斷解讀，對民意走向產生巨大的引導作用。當這些“引導者”沒有把持住自己的倫理底線，基于各種不當目的對事實的真相進行歪曲和負面解讀時，事實的真相就可能被與它無關的幻覺所取代，網絡民意也將被帶到一個危險的方向。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羅德尼•金案”就是這方面一個極好的例證①。

“民意病毒”的危害知情權的缺失，讓充滿好奇心的民眾在某個特定事件發生后只能通過日益普及的網絡來尋找事件的真相。然而，網絡推手的負面引導，很可能讓他們在尋找真相過程中對于事件本身討論和分析的言論，逐漸匯聚、蛻變成一種針對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的具有網絡言論暴力特性的“民意病毒”，并通過在某一事件發生后，對事件某些環節的扭曲和捏造，對當事人進行妖魔化，給相關部門在處理事件造成極大的壓力以及在事件處理完結后，對處理的結果進行不負責任的反面性詰問，從而激化起新的矛盾，制造出新的事端，在民眾與相關部門之間形成心靈的隔閡的方式不斷顯露出它的危害性。試問，在“民意病毒”影響下的社會，法律的尊榮何在？

顯微鏡下的“民意病毒”

雖然“民意病毒”具有極強的危害性，但是這不能成為簡單地評判和否定“民意病毒”的載體———網絡民意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網絡民意的形成都不是眾多個人意見偶然合成的結果，它有著深層次的原因，即參與到網絡民意浪潮中來的民眾，即使并不都是與事件本身具有利害關系的人，但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著政治訴求、經濟利益、文化傳統或價值取向等上的相似性，或者說都有著相同或者相似的經歷，“只有具備了共同的精神基礎，群體內部才會產生認同感。這個精神基礎就是空間內部成員有相同或相似的境遇。”［3］例如，民眾對于當前社會中存在的“富二代”炫富，官商之間勾結，司法腐敗等問題所具有的共同感觸，往往成為了網絡民意浪潮爆發的誘因。因此，仔細甄別網絡民意與“民意病毒“的差異無疑是尋找應對“民意病毒”之法的第一步。然而，民意因其直觀、多元、流動、激烈等特點而具有的如“普羅修斯之臉”般的難以捉摸性，使得將“民意病毒”置于顯微鏡下進行甄別成為一種必需，畢竟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凱伊所言，“要精確地來談民意，與了解圣靈的工作沒有兩樣。”［4］

?一?內核：濫用表達權

孟德斯鳩曾說，“要享受自由的話，就應該使每個人都能夠想什么就說什么；要保全自己的話，也應該使每個人能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5］因此，民眾表達權就是一個法律所應當賦予民眾的基本權利，“因為沒有這些自由，發揚民意，凝聚眾志，并以輿論監督政府機構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從而在成文憲法里，若把這種自由放在各種基本權利的中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事。”［6］在這個意義上說，民意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在于將表達權的自由行使作為內核。那么，作為網絡民意異化物的“民意病毒”也是民眾對于表達權的一種適當行使嗎？由于一些原因，我國長期處于“一言堂”的桎梏下，這導致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民眾傾向于通過網絡平臺來自由地行使表達權。但是，民眾時常表現出的焦急和不理性的心態，使得正常的民意表達會演變為“民意井噴”，甚至是“民意鬧劇”。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民意井噴”或是“民意鬧劇”都是民眾行使表達權的一種表現，甚至有學者認為，“即使是‘網絡暴力’的背后同時也隱含著公眾對于信息的饑渴，網民挽救和重塑寶貴的道德底線的努力”［7］，但這不能成為表達權不受限制的借口。相反，民眾表達權的自由行使也應該在一定的范圍內受到規制，“一切意見是應當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需有節制，不要超出公平討論的界限”［8］。那么，在現代社會中，這個評定個人發表的言論是否適當，是否應當受到限制的標準就要看言論是否具有“實際惡意”①。根據這一原則，當事人若將主觀存在的不友好心態表現出來并造成了實質性的后果，那么其言論就具有了“實際惡意”。因此，最初通過網絡發表觀點的民眾，只要不是有意地制造虛假消息，他們言論無論對錯，都只是表達自由的一種體現。或許其中一部分民眾基于他們共同的經歷而產生的看法與主流觀點不一致，但這種不一致性不能成為將他們的觀點視為具有“實際惡意”而加以限制的理由。反觀“民意病毒”，在其形成的過程中，網絡推手基于各種目的，通過發表不實言論對事件本身進行歪曲，負面煽動民眾情緒。此時，網絡推手的不當言論在本質上就不再只是簡單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一種對于表達權的濫用，意圖將誤導網絡民意而形成的“民意病毒”變為自己的工具，獲得不當的利益。如在轟動全國的“藥家鑫案”一審判決前，有人在網絡上散布法院將以“藥家鑫殺死傷者時，處于一種失去理智的狀態，排除了可能追究刑事責任的殺人的主觀性”為由輕判的言論。許多網民據此紛紛跟帖，以莫須有的判決結果為依據指責法院，給社會的穩定和司法的公信力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此時，“民意病毒”的制造者就有了明確而清晰的“實際惡意”，“民意病毒”的內核也就呈現為一種足以導致某種禍害的積極煽動和權利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