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回顧

民族文化資本化離不開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覺，離不開文化持有者的積極參與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文化資本的生產及轉化是文化資源的總動員過程，是在場域和行動者行為傾向等變量的共同作用下創造出來的。［4］民族文化資本化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往往通過帶動就業，優化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提高收入等方面得以體現。但是，現階段，民族文化資本化的實際運作也存在諸多困境，如民族政策乏力，民族文化資源整合度不高，文化資本化程度較低，產業鏈的延伸不夠，民族文化資本化發展體制與機制不適等問題。［5］基于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學者們提出了政府機制方面的策略，如民族文化資本化要加快政府的政策創新，加強對外來資本注入的招商引資政策的調控，將傳統民族節慶、文化遺址、文化傳說、飲食等民族文化資源整合成特色項目進行市場化運營，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增值，還可以通過高新技術開發文化資源，實現資本轉化，［6］如《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等，不同的地區可以選擇不同的民族文化資本化運營的有效路徑。

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的主要學術觀點

根據文獻資料的統計，學術界關于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大多圍繞著政府的權力，文化資本持有者的社區參與以及文化發展展開論述，主要的學術觀點有:民族文化資本是政府主導的建構過程。政府在民族文化資本化過程中往往扮演著核心管理者的角色，政府的產業政策對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和調控作用，而在民族文化資本化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總是滯后于文化發展實際的需要，存在政府與民眾話語權失衡的問題。民族文化資本化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效路徑。文化資本具有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通常以財富的形式具體表現出來。［7］民族文化資本化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一種社會情境，是文化持有者參與經濟發展的一種方式，民族文化資本化可以使經濟落后的民族地區利用文化作為支撐，實現民族經濟的趕超，為民族貧困地區提供新的扶貧路徑與經濟增長方式。當地居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參與是民族文化資本化的重要條件。民族文化資本化越來越取決于以文化為底蘊的價值觀念，市場競爭已從產品之間轉化為文化之間，［8］作為民族文化資本化基礎的文化必須來源于民族生活。因此，作為文化載體的當地人的文化參與是文化資本化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

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呈現的特點

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呈現出了圍繞民族經濟發展，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要研究對象，逐步關注人的發展等諸多特點。圍繞民族經濟發展為主的研究。繼美國學者卡爾•波蘭尼提出“嵌合”理論［9］之后，文化資本與經濟發展嵌合即成為文化資本化的主要基調。文化資本化已成為民族地區撬動經濟發展的一個支點。民族村寨中的各種文化事項、文化活動都在逐步實現由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轉化，繼而實現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的主體對象。在國內諸多關于文化資本理論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看到文化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的民族村寨地區掀起了文化再生產熱潮。目前學界對文化資本理論的應用已經從物質經濟層面擴展到非物質性精神層面的各種文化實踐活動。如關于畢摩文化資本化的研究，［10］民族宗教儀式、傳統節日、文學藝術、口頭傳說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逐漸成為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的對象。注重社區參與，注重人性的需求。民族文化資本化的研究中，學者們對政府在資本化運作中的強權與文化持有人的弱勢地位持否定態度，認為人是文化資本的基本載體及基本創造者，人的現代化發展是推進民族地區文化資本積累和實現更好發展的關鍵。［4］民族文化資本化最終目的是當地人的發展問題，所以申報遺產也好，進行文化保護也罷，都要以文化擁有者生活水準的提高為衡量標準。［1］文化自覺與社區參與往往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民族文化資本化主要通過旅游產業為主導的運作模式。從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轉化通過政府或企業的經濟資本注入得以實現，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的媒介大多都是旅游利用。文化資本化會帶動當地的產業鏈，包括住宿、餐飲、購物、交通、娛樂等等。在旅游場域中，政府、民眾、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但多集中于政府的政治權力和民眾話語單向度的關系描述。

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的評價

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已經突破了由最初的宏觀層面的理論與概念的探討，向微觀層面的個案研究發展，但是，還存在研究視角不夠寬泛，理論成果較為單一，對資本場域中整體結構的探究把握不夠等問題，有待進一步充實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研究視角、研究理論方面的評價。目前學術界對文化資本理論本土化應用主要集中于應用文化資本概念闡釋現有文化產品，而缺少對文化資本化運作過程的研究，更忽視在文化資本化場域中關于生存心態的深入思考，文化經濟理論的發展成為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的核心，理論應用較為單一，研究視角范圍較窄是目前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需要引起學界重視的問題。研究廣度與深度方面的評價。對于文化資本化運作，學術界存在一種單向度的思維定位:政府—當地人，片面地認為政府擁有資源的處置權，制定以及審批文化資本化政策的行政權力，因此權力機構和文化持有者話語權的缺失形成了一道鴻溝，圍繞這一矛盾學者們展開了討論，但在資本化運作場域中，這種思維傾向過于簡單化。研究者要保持“價值中立”，僅僅從資本化運作場域中的核心管理者和文化持有人之間單方面維度去得出結論是片面的。即便有學者提到開發商的過分商業化操作，使得文化原真性缺失，但也往往出于資料不夠充分，甚至是浮于表面的個人觀察，導致得出的結論更多地帶有個人主觀化傾向。

結語

通過對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現狀的總結，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民族文化資本化研究無論在理論創新還是實踐應用方面都較為滯后，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以突破以描述性為主的研究常態，扎根理論的實證研究以及創建理論模型都有待于學者們做更深入地嘗試。（本文作者：馬海燕 單位：鹽城工學院人文學院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