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的斷裂與延續(xù)

民國史的研究以往主要著眼于推翻帝制、創(chuàng)建民國的重要性，強調與皇權制度的斷裂，但近年來對民國時期前后的延續(xù)性問題，學界開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楊念群從正統(tǒng)性與合法性的角度強調民國與清朝之間的延續(xù)性。他認為，民國時期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從帝制時期汲取了許多資源。比如“大一統(tǒng)”的觀念，對民國沿襲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義，使其國家體制表現(xiàn)為一個特殊的混合體:對內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對外則是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又比如政教關系，傳統(tǒng)的科舉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結合成一體，結合成中國特有的政教系統(tǒng)和國家治理技術，未入仕的士紳在地方社會通過教化，使政治成為一種道德行為，彌補正式行政系統(tǒng)的不足，而民國時期的教育改革改變了這種政教一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國的合法性危機。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華民國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斷裂和建設新的國家制度這一面，還應該更多把眼光放在與前清內在傳統(tǒng)的無形、微妙的聯(lián)系上，把清朝和民國國家治理的方式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這種強調歷史延續(xù)性的觀點。他指出，雖然政治史強調“民國史”的范疇，思想史家卻常把晚清民國看成是一個整體來討論，社會史學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與民國的史料，因為在他們看來兩個時期并沒有結構性變化。這使他反思現(xiàn)在以“問題”為核心的史學研究可能過于強調研究對象的時間邊界，忽視了歷史發(fā)展本身的延續(xù)性。因此，他也主張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國史，尤其是近現(xiàn)代史的學生們不應該囿于學科分際，不修明清史的課。他甚至認為，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深入，“民國史”的概念應該淡化，甚至消失，民國38年的獨立性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當我們的研究視野從政權更替轉移到其他領域中去的時候。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葉文心歸納了歷史中承續(xù)的幾種表現(xiàn)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續(xù)，有些機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識和權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結合以維系某種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性，如果舊機制斷裂(比如科舉制的取消)，就會有人努力把它重構，以保持這種功能的有效運作。二是路徑依賴的承續(xù)，但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續(xù)，比如軍閥割據(jù)的時候以“民主”的旗號，行封建之實。三是國家的延續(xù)性，國家作為一種權力場域的穩(wěn)定性，可能超過了群眾運動在一時之間能釋放出來的變革動力。桑兵補充，還有一種是人員的承續(xù)，北洋用晚清的官員、國民政府時期用北洋的官員，都會帶來隱性的承續(xù)。

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羅志田則強調民國時期激烈變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國，往往是社會精英在主導并鼓吹激烈變革，使得過去認為幾千年不變的常態(tài)，忽然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比如家庭問題、農村問題。他進一步提出在“建國”問題上的斷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達成的是“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肇興后，面臨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問題，民族問題淡出，建國問題凸顯，重新界定和確立“國”與“民”的關系成為關鍵。羅志田還指出，很多近代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覺中漸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變態(tài)被看作常態(tài)，反而遮蔽了不少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楊奎松是研究民國時期中共革命史的專家，他更多地觀察到1949年的斷裂，許多民國時期已經(jīng)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國后就斷裂了，比如在法律領域。對一些社會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顯的斷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東農村調查，對于地主和農民之間關系的認識是有差異的，1950年代的調查較前出現(xiàn)了大量階級分化和壓迫的內容，這種變化到底是因為調查者的緣故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的變化?需要更多更細致的微觀研究去反映各個地方具體的變化脈絡，在空間多元性的基礎上，整合出社會變遷的總體大勢，否則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維的影響，對社會現(xiàn)實的理解過于狹隘、固化和片面。葉文心在討論中也強調1949年的重要性，她認為現(xiàn)在我們研究民國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發(fā)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到底有何種意義。

民國史的關鍵詞:革命

王奇生認為，對革命史的研究至關重要，但不應將革命史等同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他認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層次的革命，不是單一的革命。實際上五四運動以后，從北洋政府潰敗到國共兩黨，到青年黨，到第三黨，到國民黨改組派，實際上都在“革命”的語境中成長。所以，他認為應該把民國史放在革命的系統(tǒng)里討論。民國的38年其實發(fā)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革命混合了國民黨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會革命，兩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這些革命的具體目標而言，其實都算是勝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現(xiàn)了“革命失敗”的看法，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所以，他認為應該更深入地反思對革命的歷史追述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的關系。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黃克武指出，“革命”與“反革命”的說法中隱含著價值判斷。整個近代史如果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就是革命黨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產黨革了國民黨的命，這個過程可以說是新正統(tǒng)的建立及其對舊正統(tǒng)選擇性的揚棄。黃克武認為，此處可以看到一個共通的現(xiàn)象，就是事實的連續(xù)性與應然的不連續(xù)之間的張力。換句話說，在歷史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從民國到共和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續(xù)性，但在應然的層面上，歷史人物認為不應該有連續(xù)性，應該把清朝的余緒割裂，把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遺留的東西除掉。歷史敘述在應然的不連續(xù)性之下，就成為一個比較單面的書寫。因此，他認為，怎樣回到一個更復雜的歷史敘事，是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具體來說，挑戰(zhàn)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當成一個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評估。

華東師范大學的許紀霖認為，從1980年代開始，有個“去革命化”的問題，史學界更傾向于使用現(xiàn)代化敘事和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更多地研究社會文化史。但他同時也觀察到，從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后，對于“革命”的討論又重新成為熱點。他認為，革命的確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必須考慮的背景。他指出，民國不僅是個短時代，而且還是個在空間上四分五裂的割據(jù)時代，革命正是發(fā)生在這些割據(jù)的隙縫之中。同時他還提出了變革的組織和領導階層的問題，革命可以說是邊緣階層興起后取代舊精英的過程，這樣一個權勢轉換的過程，以及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都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