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產生及特點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本世紀初，“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紛紛從學校畢業，追隨父輩的身影順理成章地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新生代農民工”隨之出現。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的身上顯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技能。第一代農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還占有一定比例，進城后大多從事艱苦行業的工作，沒有什么專業技能，主要靠出賣勞動力為主。而新生代農民工則大為不同，由于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進入社會前還在專門職業學校學習或接受過培訓。第二，對農村和城市的認同感互換。

第一代農民工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農村，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他們即使在最后時刻想到的都是葉落歸根，他們會把進城打工的不得已稱為“背井離鄉”。相反的，新生代農民工則是主動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對未來充滿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一技之長獲得工作認同和實現自我價值，在城市生活是他們的奮斗目標。第三，思想觀念轉變。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掙錢養家是第一位的，對于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待遇條件等不會過多的挑剔，也沒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農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對工作崗位相對挑剔，他們已無法從事像父輩那樣的艱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職業規劃，根本沒有回農村的想法，他們想通過城市生活來充實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標。第四，消費觀念和生活理念變化。第一代農民工往往省吃儉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沒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難覓老一輩農民工土里土氣的身影，他們更樂意花錢享受物質和精神生活，他們追求時尚的服裝，輕松體面的工作，親睞高科技電子產品，有著一定的休閑文化生活需求，儼然和市民已無多少區別。第五，維權意識和社會主人公意識增強。新世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等有了很大的改變，加之國家對農民工利益和生存環境的重視，他們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利益受損時只會忍氣吞聲，而是學會用法律武器和輿論壓力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有些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己的努力已經在城市趕出一番事業，或成為行業標兵，或成為創業成功者，贏得了媒體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和重視，也開始為地方發展和農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積極呼吁和行動，作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識明顯增強。　　

“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及原因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涌向城市，不僅僅是帶來城市人口的增加，相應的一系列諸如住房、交通、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也隨之而來，城市生活空間和政府管理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挑戰。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新生代農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當中，而城市人則通過種種制度壁壘將農民工排擠出城市，不容許侵占他們既得的空間和利益。至此，長期的拉鋸戰讓新生代農民工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狀態，這就是既回不去農村，也融不進城市。

對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可是，新生代農民工面對的未來則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學校中長大的他們，對農村生活不了解也沒任何生存經驗，就認準了城市生活這一條路。即使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認可，他們也沒有退路可走。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這種生存境遇使得他們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敗的復雜心理，尤其是當理想破滅、求助無望時，自殺、犯罪等一系列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和諧的問題就產生了。

（一）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困難

他們面對的困境主要是來自于城市制度壁壘的限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是將公民人為地劃分為農業與非農業人口，并且賦予二者不同的權利［２］。由于戶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之上的遷移、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構成的制度屏障，人為地設置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礙。城市建設一方面需要農民工的貢獻，因此在經濟上采取吸納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與享有方面則設置壁壘，采取排斥態度。這種在“經濟上吸納，社會關系和福利上排斥”的雙重態度，使得農民工被迫處于城市的“邊緣”位置。第二，就業制度。很多城市為了緩解本地區的就業壓力都會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護政策，使得外來農民工處于就業競爭的劣勢地位。在就業方面的歧視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職于“低端”職業，大多數成為為酒樓、賓館或飯店的服務員、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較長，工作待遇偏低且穩定性較差，更談不上職業發展，這些都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順暢。第三，社會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封閉性，沒有將新生代農民工納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強，而難以納入保障體系。這些現實情況致使新生代農民工在養老、失業、工傷、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這必然制約了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進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繼承了父輩們享有過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而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之后，屬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難。他們面臨著工資低、房價高的嚴峻形勢，農民工只能是選擇偏遠的郊區或者是臟亂差的貧民區居住，不僅擁擠，而且沒有安全保障。擁有屬于自己的住房成為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一種奢望和夢想。由于在城市沒有屬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沒法改變戶籍身份，只能成為城市中的農村人，隨之而來的下一代上學難也使他們面臨著重重困難，甚至被迫打碎他們的城市夢；另外，由于沒能享受市民待遇，在醫療保障方面也面臨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沒錢身份，還得再生活工作各個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視和排擠。因此，他們的融城之路的成本異常高昂。新生代農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礙，更容易使得他們對城市和社會產生不滿情緒，如果長期得不到紓解，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事情來，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尋求突破，為新生代農民工的融城之路掃清障礙，這不僅能夠化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尷尬處境，也能有助于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促進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