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

這是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詩的第二聯。金性堯先生解釋說：“翳翳，陰晦貌”，“交交，本指鳥鳴，與‘園屋深’搭配，意即在清陰中啼叫”。“翳翳”，是指樹蔭濃密以致陰暗不明，此說可通。而認為“交交”與“園屋深”搭配，意思就是鳥在清陰中啼叫，就不能不加以辨明了。本詩為王安石罷相后所作，極寫暮春時節其所居半山的幽靜。首聯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聯想奇特，把自然風物全然擬人化，說春風好像都把花給拿走了，留給自己的只是一片清陰，以此作為抵償。緊接著的第二聯便寫一片清陰中的“陂路”和“園屋”。在這一聯中作者用了兩個疊詞“翳翳”和“交交”，意思是緊承著上聯的：春晚夏初，枝繁葉茂，綠樹成陰，陂路靜靜地蜿蜒延伸，園屋則深藏不露。這里對兩個疊詞的理解很重要。先來看“翳翳”。它既可以理解為“晦暗不明貌”，如晉陶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宋蘇軾《集歸去來詩十首》之六：“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又可理解為“草木茂密而成陰貌”，這種用法在唐宋詩文中屢見不鮮，如：“翳翳桑柘墟，紛紛田里歡”（唐孟郊《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翳翳林上葉，不知秋暗生”（唐元稹《解秋十首》之一）、“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唐白居易《東坡種花二首》之二）、“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唐許渾《四皓廟》）、“翳翳桑麻區，雞犬音相望”（宋劉?《送汾西+長官》）、“嘉木翳翳，碣其德音，以詔來世”（宋黃庭堅《陳君碣》）、“斜照,,射竹籬，桑陰翳翳麥蛾飛”（宋僧道潛《東園三首》之一）、“翳翳柔桑活，輝輝野水寬”（宋劉?《蔣沙莊居十首》之三）、“翳翳庭中草，瑣細不可名”（宋謝逸《夏夜雜興》之六）、“翳翳桑柘密，靄靄禾黍繁”（宋周紫芝《九日至蘇家園》）、“綠陰翳翳連山市，丹實累累照路隅”（宋陸游《六峰項里看采楊梅連日留山中》）、“松翳翳以藏寺，柳--而帶郭”（宋陸游《思故山賦》）、“桑陰翳翳響繅車，麥熟多時稻吐芽”（宋程公許《春.客中雜吟四絕句》之三）、“結廬何年，松陰翳翳”（宋林希逸《將仕林君父子墓志銘》）等等。其次看“交交”。這個疊詞主要也有兩種解釋：一是指鳥鳴聲，例如《詩經•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棘”。清馬瑞辰《通釋》：“交交，通作咬咬，謂鳥聲也。”又如晉夏侯湛《春可樂》曰：“鸚交交以弄音，翠??以輕翔。”二是縱橫錯雜貌。如《太平御覽》卷五七四《樂部》十二《舞》引晉《徘徊歌》曰：“交交白緒，節節為雙。”宋朱松《和幾叟秋日南浦絕句簡子莊寄幾叟》詩之四：“風雨交交耿夜燈，天涯兄弟對床聽。”明高啟《方隱君山園》詩：“交交林路翳復開，活活野泉流不定。”又《曉睡》詩：“林聲寂寂鳥鳴少，窗影交交樹橫密。”又《郊墅雜賦》詩之九：“亂渚交交白，平蕪漫漫青。”王安石這兩句詩中的“翳翳”與“交交”都是用來形容“清陰”的，“翳翳”是說葉密蔭濃；“交交”則言樹枝繁雜交錯。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四引宋李壁《注》曰：“翳翳、交交，皆言清陰也。”應該是正確的。作者把“交交”和“園屋深”配合起來使用，意在表現枝葉交接覆蓋之下園屋深藏不顯。至于描繪鳥聲的任務則由詩的最后兩句來承擔了，即“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云云。

宋人李璧《王荊公詩注》，今人蔡義江、李夢生《宋詩精華錄譯注》，上海辭書出版社版《宋詩鑒賞辭典》釋“交交”之意，雖與筆者為近，然均顯簡略，又因金本《宋詩三百首》在通行宋詩諸選本中屬于較有影響的一種，因此有必要詳辨如上。下題仍就金本宋詩選本中的某些解釋加以發覆。

二、“鷹隼奮飛凰羽短，騏埋沒馬群空。”

王安石有《思王逢原三首》，見《臨川文集》卷二十、《王荊公詩注》卷三十。這三首詩是為悼念他的連襟及知交王令而寫的，實際上可以看作一個整體，它們充滿了哀憐和痛惜之情。“鷹隼奮飛”二句見于第三首，意思是說，王令本來可以像奮飛的鷹隼那樣搏擊長空，有所作為，可嘆的是他貧寒窘困，有志難申；他懷才不遇，就好比騏被埋沒，馬群中也就沒有了良馬。此前二句也就是這首詩的首聯說：“百年想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意思也很明顯，希望王令能完成百年大計那樣的功業，誰知他的壽命卻如此短暫。接著作者用“鷹隼”、“鳳凰”、“騏”等意象，運用比興手法，抒寫自己對高才被埋沒的嘆惜之情。詩的后四句說：“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作者為王令的無子和貧寒而感到哀嘆，也為其妻的賢惠而倍感欣慰，末了以寫景之筆表痛悼之緒，哀婉感人。這首詩在解讀上應該沒什么太多問題。但是，對于“鷹隼奮飛凰羽短”一句，金性堯先生卻認為“鷹隼，比喻奸邪。凰，比喻賢良”［１］９８，這樣的解釋就不能說沒有問題了。在金先生看來，“鷹隼”與“凰”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鷹隼”是奸邪小人，“凰”是賢良俊才，它們構成一種對立的關系，無非是說當時是個小人得勢、俊良受黜的社會，因此作者似乎有婉諷意。筆者以為《宋詩三百首》的看法有欠妥之處，理由是：

第一，從詩歌的寫作時間來看，王安石的這三首挽詩作于宋仁宗嘉?五年（１０６０年）秋。從仁宗慶歷二年（１０４２年）中進士起，一直到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年）開始主持變法，這一段時間是王安石出仕為官、準備變法的時期，就在寫這三首詩的前兩年，即嘉?三年（１０５８年），他擔任提點江東刑獄，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反對因循守舊，主張“改易更革”，要求變法圖強。但仁宗、英宗兩朝，志向遠大的王安石實際上并沒有得到重用，只是出任淮南判官、鄞縣（今浙江寧波市）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市）通判等地方官而已。他哀挽的對象王令也是個很有抱負的士人，所謂“布衣阡陌動成群，卓犖高才獨見君”（《思王逢原三首》之一）。但王令五歲時即失去父母，十六七歲時自謀衣食，過著貧病交加的生活，用王令自己詩中的話來說便是：“十日身無一日寧，病源知向百憂生”（《病中》）。二十八歲時因腳氣病死于常州。聯系王令的這種人生經歷以及王安石自己的境遇，“鷹隼”很難說是用來比喻奸邪，而應該是形容王令懷有崇高的志愿，包括作者自己的“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這里的“鷹隼”，與唐代大詩人杜甫《奉簡高三十五使君》一詩中所謂“鷹隼”的含義是一致的。杜詩云：“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說：“驊騮致遠，鷹隼+騫，喻才人得位，可以大行其志。”不過遺憾的是像王令那樣的才人（包括王安石自己）卻未能得位，也未能大行其志，也就是所謂“凰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