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判斷

行為判斷就是指根據政治主體的行為和角色狀況來衡量和判斷政治秩序的優劣。因此，在一個良好、公正的政治秩序里，政治主體的行為與他們所承擔的角色是一致的，人們能自覺地遵守各項社會規范，按照一定的規則、程序行事。而在一個惡性、專制或無政府狀態的政治秩序里，由于政治主體的權利和個性經常處于被壓制或放任狀態，人們常常想超越自己的位置去獲得更多的利益，導致角色錯位，這樣，政治主體就會出現違規、混亂、犯罪等行為。因此，行為判斷是衡量一個政治秩序是否優劣的基礎性標準。以上述標準來分析儒家政治秩序內人們的行為角色狀況，可以看到，儒家政治秩序所造就的是一個角色錯位的秩序安排，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又一困境所在。

（一）執政者權力位置的錯位：雖然儒家政治秩序具有明確的等級結構之分，大家各占“名分”，但是由于儒家政治秩序缺失制度安排，無法形成權力的制衡機制，“情”在政治實踐中便具有巨大的發揮空間，執政者便常常可以越過自己的職責范圍去干預別的政事，越俎代庖，以情入政：從君的角度看，“朕為國家，國家即是朕”的君權理念使得君主具有巨大的權力，掌控著國家的一切，因而，以言代法，以言代政，剝奪和行使臣下的角色位置，“越俎代庖”自然是常事。從臣的角度看，作為居于君之下的“父母官”，臣也可以越位干涉或行使其他職位的政治權力。角色的位置在執政者那兒顯得游離不已。以這樣的一個角色狀態去治理國家，其內部的狀況是可想而知的，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么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冤案錯案是無期之多，人民是無期之苦了，這和儒家政治設計思想的現實落實、推廣、布道不無關聯。

（二）臣民與公民角色的錯位：在儒家政治秩序中，人民所居于的不是現代政治秩序所具有的公民角色，而是一個臣民的角色。

１.王權專制的等級制度和權威主義的政治統治，造就了人們的臣民角色。儒家王權專制的極權統治、等級森嚴的制度結構及權威主義的盛行是造就人們臣民角色的原因之一。因為，在權威主義制度下，權威的產生與他的臣民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能達到的權力，掌握著他的臣民所決不能得到的魔力、智慧及力量。無論權威的特權是什么，也不管他是宇宙的主宰或命定為唯一的領袖，他與他人在根本點上的不平等是權威主義良心的基本原則。誠然，在儒家政治設計思想中不乏“教民”、“養民”、“得民”、“愛民”、“重民”、“親民”、“保民”、“通民”、“富民”、“利民”、“恤民”、“撫民”、“惠民”、“安民”等民本主義的言論，也有某些制約君王的規定，如名分、道統、倫常、祖法、天譴等，但細細究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維護王權的方式和手段，從本質上是為肯定和維護王權服務的。因此，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中，人們只具有民的名位，而無民的權利。自然，民本主義有著其歷史的時效性和合理性，它對于調和階級矛盾，整合階級間的政治利益關系，消解沖突，維系儒家政治秩序起到了積極的穩定器作用。也正是由于民本主義思想在政治秩序中的穩定器作用，才使得儒家王權專制的君主政治秩序得以長期延綿，其積極的因子至今還在發揮著應有的作用。但是民本主義并沒有改變人們的臣民角色，在儒家那兒，民本主義充其量只是個動聽的語詞。就民本主義的實質看來，并不是真正讓人民做主，而是統治者居高臨下，事事為民做主，其本質是牧民，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君主專制的君主政治秩序，是為王權主義服務的一種統治術。

２.對法律的倫常化，導致了人們的臣民角色身份。我們看到，德治和禮治是儒家政治設計的核心治理模式，由此反映到政治秩序結構安排上，便缺失了法律建設和制度安排，使得法律和制度倫常化了，而無法營造和提供公民的角色環境，正如俞榮根先生所說的：“儒家倫理法思想是一個正、負兩種價值共存的思想體系。它的負面作用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其法思想體系中找不到‘公民’范疇，也沒有‘公民’意識的生長點，有的只是‘子民’范疇、‘子民’意識，這是儒家君主主義原則和家族倫理主義原則結合的衍生物。二是在儒家關于法的問題的思考中，一味強調圣君賢相和‘治人’的作用，并有泛道德主義的傾向，不注意法律制度化的建設。”

３.忠君思想進一步加強和馴化了人們的臣民角色意識。孝是儒家所有道德規范中的元德，由此衍生出的忠君思想完全吻合了儒家政治秩序王權至上的特點，大大加強和馴化了人們的臣民角色意識。在儒家的設計理念中，忠君思想要求臣民唯君所是、唯君是從，做君主的奴仆、工具、手段甚至財產，任何對君主意旨和言行的背離都要被視為不忠不敬的反叛，即使遇到暴君、昏君，也得奉行“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信條，是否忠君成為了評價臣子是否仁義的標準。在這種忠君思想的強化和訓導下，人們所具有的必然是臣民的角色意識，一輩子陷入其中不敢背棄和跳躍。因此，忠君思想從本質上來看就是愚民思想，而且，孝本身就是否定生命精神進化的極端保守意識，它只重視政治倫理方面，卻忽略個體生命之安頓，隨著儒家政治秩序的現實落實，無論市井小民還是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之人都無法跳出其樊籬，個體的性格和生命被消磨和陷落在無限的忠君之中。一句話，忠君思想極大地束縛了政治成員的思維能力和創新精神，加強和馴化了人們臣民角色意識，毒害甚大。當然，忠君思想自然包含其某些“合理”的因素，它遷延出的是愛國精神，在太平的年代，忠君觀念可以產生強大的內聚力，進而促進社會的穩定和進步。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它又常常可以成為一種抵御異族侵略的號召力和感召力，包含著一定的愛國主義思想，這大概便是忠君思想能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之所在。

４.中庸思想影響了人們的角色心理。中庸是儒家政治秩序運行的一個基本作用矢量，其思想具有政治辯證法的特性，是維系儒家政治秩序的平衡器，對于維護儒家政治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本身所涵蘊的恒常性價值至今依然常青，它與和諧的思想共同孕育了人們的和平觀念，鑄造了中國人酷愛和平、反對強暴的民族性格。然而，“中庸”思想的運行又含有明顯的折中主義色彩和明哲保身觀念，易于養成人們“和事佬”的角色，消磨掉人的人格剛性，滋生人們卑怯懦弱的個性特征，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助長和固化了人們的臣民角色觀念和心理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