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競技體育運動傷害侵權

1我國運動傷害法律適用

在我國，分析體育運動傷害行為所造成的侵權問題主要依據民法中對身體權和健康權保護的相關法律規定。根據傳統的民法理論，體育運動傷害的法律責任屬于侵權責任，由體育運動傷害引起的侵權糾紛應由侵權行為法來調整。“侵害—懲罰—賠償是傳統侵權行為法的法律責任邏輯結構。通過追究侵權人不法侵害行為的責任，并以損害賠償的形式加以體現，從而達到對受害人的補償和對侵權人的懲罰。應當說，傳統的大陸法侵權理論的著眼點更加關注于對侵害行為的彌補，通過完全賠償和填補損害原則來實現對受侵害人權利的救濟。但現代侵權行為法理論為不正當侵害行為的規制提出了新的觀念和思路，即侵權責任的追究和侵權行為法的功能性目標并不單純關注于個體利益的補償和對不法侵害行為的懲戒，更重要的是通過對侵權責任的追究，威懾和遏制不正當侵害行為的發生，促進體育運動的安全發展”。侵權行為法的核心問題是法律責任的歸責原則，即在侵權行為確定后，如何就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在有關方之間進行分擔。我國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以過錯責任為主，以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為輔。判斷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需同時滿足4個基本條件，即加害人的主觀過錯、加害行為的違法性、損害結果、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間的因果關系。體育運動傷害行為針對不同的情形和行為表現，既適用過錯責任，也適用公平責任。由過錯而引起的責任分擔是侵權行為法的特征之一，而對過錯的認定又是其關鍵所在。在過錯責任體系中，主觀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情況。在對過錯的構成進行分析時，還必須區分單一過錯和混合過錯，因為這些因素最終會影響責任的承擔。在判斷行為人的過錯時，體育運動傷害行為與其他一般侵權行為還有稍微的差別，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相關法條時不應僅依據一般的行為準則，還應考慮體育運動的相對專業性，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2典型案例分析:班古拉案

2006年7月7日，中超聯賽第13輪青島中能與沈陽金德補賽，比賽進行到第32分鐘，金德長傳至青島禁區前，金德外援班古拉準備用頭球將球擺渡給隊友，正在這時，青島隊隊員呂剛突然抬起右腳大力解圍，呂剛右腳球鞋的鞋釘重重地踢在班古拉的右眼上，結果導致班古拉右眼完全失明。對于班古拉右眼失明的賠償問題，金德俱樂部的負責人表示:俱樂部已經按照中國足協要求，在簽訂合同時為每位運動員辦了運動傷害保險，班古拉也同樣如此，他會從保險公司拿到他應獲得的賠償金。而對于額外的經濟賠償要求，金德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責任承擔。肇事者青島中能隊球員呂剛在得知班古拉失明的消息后曾表示，自己愿意承擔一部分賠償，并且打算組織義賽為班古拉籌集善款。但是，他表示自己這樣做是出于道義和愧疚，而并不應該成為責任人。中國足協也一直沒有認定呂剛需要承擔責任，因為從當場比賽的裁判報告來看，踢眼事件完全是一起意外事故。金德俱樂部和肇事者都宣告自己沒有賠償責任。班古拉原計劃將向金德俱樂部和呂剛索要賠償，不過在咨詢完律師后，他決定放棄起訴呂剛。因為當下中國關于運動傷害賠償的立法還不夠完善，其律師認為像班古拉這樣在比賽中意外受傷的情況主要由俱樂部為球員購買的意外傷害保險來承擔賠償。至于將班古拉踢傷的呂剛，如果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其是故意傷害班古拉，那么將不必承擔賠償責任。此外，中國足協方面也通過金德俱樂部向班古拉傳達了不要起訴呂剛的意思，因為意外受傷在競技體育中不可避免，一旦起訴呂剛，那么將會使中國足協以后的工作陷入被動。最后，班古拉雖然從金德俱樂部得到自己本賽季的薪水及賠償金16萬美元，但相對他高額的醫療費用和提前結束職業生涯的代價，這些賠償遠遠不夠。

下面我們來分析受害者班古拉在自身合法權益明顯受到侵害時為什么不能依法維權。不能依法維權，可能是由有法可依但法之約束力不足或法之不健全無法可依所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作為統籌管理我國體育事業的根本大法，在調節發生在體育領域的糾紛時卻存在著明顯的約束力不足。其第四章第三十三條規定:在競技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是，國務院至今沒有制定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也沒有協調其它部門成立這樣一個體育機構。這就使體育糾紛的合理有效解決存在法律缺位。另外，在體育內部救濟途徑窮盡的情況下，可以尋求司法解決，而司法介入體育糾紛時又會面對某些專業問題的困境。例如，在本案中，如果班古拉對呂剛提起民事訴訟，依照《民法通則》規定，首先應對導致事故的過錯進行認定，然后對當事人進行責任分擔。由過錯而引起的責任分擔是侵權行為法的特征之一，而其中過錯的認定甚為關鍵?！睹穹ㄍ▌t》并沒有規定自愿承擔風險或者自愿承擔風險的免責事由。在判斷行為人的過錯時，體育運動傷害行為還應當稍異于其他一般侵權行為，不應僅依據一般的行為準則，還應考慮體育運動行為的特殊性和體育運動的規則和慣例來判斷過錯的構成，這是由體育運動的相對專業性決定的。因此，呂剛的行為是否存在過錯，其行為是否又存在抗辯事由在我國目前的立法情況下還不能作出準確的判定。這也是導致班古拉放棄對呂剛提起訴訟的一個重要原因?？梢娢覈谕晟企w育傷害賠償相關立法方面任重而道遠。

二、美國競技體育運動傷害侵權

1美國運動傷害侵權理論

在美國競技體育比賽中，運動傷害一般可以包含于以下3種理論，第一種是故意侵權理論(intentionaltorttheroy)，比如毆打或襲擊，第二種是過失理論(negiligencetheroy)，第三種理論可以歸結為嚴重不負責任理論(recklessnesstheroy)。在美國法律中，對于毆打行為一個較為簡單的判斷為:有主觀故意，但沒有此特權，具有傷害性，或者是被告與受害者的接觸具有冒犯性。而襲擊行為可這樣判定，就是被告在無特權的情況下，存在對原告的故意的有傷害性或冒犯性的接觸。對于此處“特權”可作如下界定:1)“特權”一詞意指，該行為發生在普通情況下，將判定行為者需承擔責任，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以判定行為者不必承擔責任;2)一種特權可以基于(a)存在對方的同意這一事實;或者(b)該行為是為了保護行為者或者公眾的合法利益而必須進行的行為。因此，特權行為依據是否由雙方同意而分類。一般來講，不必由雙方同意而成立的特權包括自我保護、保護他人和對財產的保護。在體育活動中，由雙方同意而成立的特權居多，比如在拳擊、摔跤、柔道等項目中，一名運動員在不違反比賽規則的情況下即使給對方運動員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死亡，他也不必承擔責任。但如果一名運動員在不享有“特權”的情況下，對比賽對手實施了襲擊或毆打行為，他就必須承擔侵權責任。“過失行為”(negiligentconduct)是指在某一情景下，一個正常的、謹慎的人不會去做的行為或者是在某一情景下失于去做一個正常的、謹慎的人去做的行為。幾乎人類所有的行為都存在產生傷害的風險，基于過失行為而引發的訴訟是因為該行為導致了對他人的不正當風險的產生。對基于過失原因而提出的訴訟主張，是指參與者進行這種行為涉及到傷害的風險沒有被這種行為給參與者帶來的益處所超過。第二種可能引起訴訟的原因是嚴重不負責任(recklessness)，體育活動參與者的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比簡單的過失行為造成更高程度的風險。“嚴重不負責任行為”(recklessnessconduct)是指一個參與者的行為不顧及他人的安全，或者故意不去為一定對他人該為的行為。其知道或存在知道這樣一種事實的理由，該事實能導致一個正常的人去認識到:不僅他的行為制造了一個對他人不合理身體傷害的風險，并且存在的這種風險比其必須忽視其行為的理由大得多。符合上述條件，該參與者的行為就可認定為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美國普通法上存在著兩種足以推翻過失責任的抗辯:共同過失(contributorynegilience)和自擔風險(assumptionofrisk)。如果原告在自我保護方面未能履行注意義務，進而促成原告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那么共同過失即為存在。這一抗辯只能在普通法上的過失訴訟中提出。它一旦得以證明，將產生戲劇性的后果。原告方的任何共同過失，無論其程度如何，均可免除被告的過失責任。自愿承擔風險存在于:某人(a)意識到某種危險的存在、(b)自愿地選擇去面對這項危險、并且(c)表明免除被告的注意義務。這種完全可以解除被告責任的抗辯，在普通法上不僅可以在過失案件中提出，而且也可在屬于嚴重不負責任和嚴格責任的訴訟中提出。“同意”作為法理學上與自愿承擔風險有關的原則，同樣也排除以故意侵權為由提出的訴訟。與過失行為產生的訴訟不同，原告的共同過失不被作為一種對被告嚴重不負責任行為的辯詞，而風險承擔理論則可以作為基于嚴重不負責任行為而導致的訴訟的辯詞，從而使侵權者免予承擔侵權責任。

2典型案例分析:Bourque訴Duplechin案

2004年6月9日，原告Bourque在一場壘球比賽中打第二壘，而被告Duplechin作為對方球隊的一名球員已經擊中球并且到達第一壘。這時，被告的隊友擊中了地滾球并且被告開始準備第二壘球。游擊手接住地滾球并擲向了站在二壘位置的原告。原告在二壘位置助跑后，將球擲向了一壘并成功實現了二次擊打。在原告把球擲向第一壘后，被告以全速跑向原告，并且當他接近原告時，抬起了左臂并且撞到原告的下巴。在碰撞發生時原告正站在離第二壘位置4到5步的位置上，這一位置位于投手的方向。由于這起事故，原告的下巴發生嚴重的骨折。基于此他將被告告上法庭，并尋求獲得賠償。法庭經過審理認為，被告的行為是非常規的和存在過失的。原告能意識到被球棒和壘球擊中的風險，他也可能意識到由于站在壘球線上而被滑向第二壘球位置的球員傷害的風險，因為這是在壘球和棒球運動中一種常見的風險。但是，原告卻無法意識到當其站在距壘球線4到5步遠的地方而受到被告以全速撞擊的風險。體育運動的參與者可以意識到各種隨機發生的與這種特殊活動相關并可預知的風險，但卻不能意識到來自對方隊員不可預料的行為或非運動員似行為所造成的傷害，這種行為缺少對他人安全的關心，并且是嚴重不負責任的。在這起事故中沒有證據能證明原告存在共同過失。被告雖然沒有故意傷害原告的動機，但他以嚴重不負責任行為試圖破壞對方的二次擊打從而造成了對原告的人身傷害。最后法庭作出了被告賠償原告人身傷害醫療費12000美元，特定損失費1496美元的判決，對于賠償數額雙方沒有爭議。我們可以從本案得出:原告的傷害由被告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所致，原告不存在共同過失。由于被告行為所造成的風險不屬于壘球運動中的一般的風險，所以他沒有運用風險承擔理論對其侵權行為進行抗辯的權利，他應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侵權責任。在審理這類侵權案例時，法庭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準確判斷一種風險是體育參與者甘愿承擔的。一般來講，體育參與者甘愿承擔的風險是體育項目本身與生俱來的、顯而易見的風險。如果一個侵權者其行為所造成的風險被認定屬于這一性質，就可以用風險承擔理論作為其辯詞。否則，就必須為自己的過失或嚴重不負責任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承擔侵權責任。

三、結論

通過中美兩起運動傷害案例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執法機構在處理體育運動傷害導致的侵權糾紛時，對案件細節的分析十分注重。例如，對造成運動傷害風險的性質的分析、侵權人是否存在主觀故意以及非主觀故意下過失行為和嚴重不負責人行為的區分、被侵權人是否存在共同過失等。而我國在處理類似糾紛時還主要通過行會內部的調解和協商來解決。在處理過程中只是籠統認定侵權人是否存在主觀故意，存在即承擔責任，反之，幾乎不必承擔任何責任，而不論其行為是否存在嚴重過失和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就導致被侵權人不能很好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基于這一問題，建議盡快落實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三十三條關于競技體育糾紛解決方式之規定，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體育仲裁制度;并且在處理此類侵權糾紛時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允許受到嚴重人身傷害的被侵權人直接向法庭提起訴訟，轉變案件審理思路，使糾紛得以公平合理地解決。

本文作者：牛杰冠 單位：山東省體育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