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特點

1.1東北亞民間經濟關系格局的特點

目前，東北亞地區已初步形成以“四化”為特點的民間經濟格局，即參與國家多元化；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互補化；資源配置、生產到流通和消費的多樣化；合作企業中小型規模化。由于東北亞國家在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均存在明顯的梯度，短時間內政府合作形成“東北亞經濟圈”并非易事，但民間經濟往來卻變競爭為合作，構筑“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良好經濟合作態勢。如日本擁有豐富的資金和技術，但資源貧乏、勞動力價格高；韓國在某些技術領域占有優勢，但同樣面臨資源和勞動力短缺問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較為豐富，市場空間大，但資金技術方面對外依賴較大；朝鮮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缺乏；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自然資源豐富，需要資金和技術，特別是在俄羅斯。經濟上的合作為東北亞各國開展深層次民間合作及發展政府間進一步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1.2東北亞民間文化關系格局的特點

經濟聯系是現實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聯系卻是軟性的，產生的影響會持久、廣泛。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的文化聯系底蘊比經濟利益更為深厚。在東北亞地區，除俄羅斯以外，其他國家均屬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點就是以儒學為主導，佛教為主要宗教。儒學的整體主義、溫情主義、權威主義影響甚至決定了東北亞倫理文化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獨特，不同于西方的東北亞價值理念。在這里，中國、日本、韓國、朝鮮雖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屬于儒家一脈。蒙古因為歷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滿族文化影響頗深。歷史上，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均將本民族文化與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將其本土化，從而形成了東北亞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進入新世紀，當代儒學開始復蘇、轉型，區域內儒家文化逐漸擴大與俄羅斯的文化交流，東西方民間文化開始和諧相處，東北亞區域民間文化共同體將形成，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化會推動東北亞未來的政治合作、經濟發展。這種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頓所說：“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確定的結盟將讓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于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沖突的中心界線”。目前東北亞民間文化交流形式較頻繁、多樣，領域涉及教育、文藝、體育、宗教、民族等諸多方面。

2.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當前進展

當前民間交流合作進展順利，穩中有升，各國民間企業、社團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務實。中國地處本區域經濟核心位置，在更深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同各國開展民間合作，這是東北亞區域經濟繁榮、共同發展的雙贏選擇。

2.1“政冷民熱”凸顯中日民間交流

中、日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其合作前景廣泛，利益雙贏，但合作卻始終是一波三折。近年兩國關系冷淡，兩國政府合作難有作為的情況。其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是造成中日關系冷談的主要因素；第二、日本致力于打造軍事強國，片面謀求所謂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第三、日本以日美同盟為政治主導，積極制造“中國威脅論”，干涉中國內政。中日關系因此出現“政冷”現象。2005年，日本的“歷史翻案風”和外交強硬化趨向使中日“政冷”局面雪上加霜。中日關系短時間難以走出低谷。但民間交流沒有受政治影響，仍然不斷升溫，“政冷”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望被“民熱”所減弱。中日之間的民間交流形成了民間交流機制化、友好往來務實化、團隊交往大型化、人員往來低齡化、行業交流對口化、文化交流多彩化、經貿往來復合化的特點。經濟、體育、文化的交流是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內容。經濟上，在華日資企業直接和間接吸納就業人數920萬人；2004年，日資企業繳納稅收約490億元。日本投資者也從對華投資中獲得了利益。日本國際協力銀行開發金融研究所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4年10月底，日本對華投資項目累計超過3萬個，協議金額650億美元，實際投入461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對日本的直接投資也在不斷升溫，據統計，僅2002年中國企業在日本投資近20個項目，金額達1億多美元。體育、文化上，在日本共同社評出的2005年度中日關系十大新聞中，福原愛加盟遼寧本鋼乒乓球俱樂部、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在日展出等民間交流被列入其中；2006年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中國王羲之、歐陽詢、蘇軾等作品，引起轟動，深受日本民眾的歡迎，甚至日本天皇夫婦也親臨參觀。教育上，據統計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占留日外國學生總數的60%以上，居世界各國留日學生之首，日本在華的留學生人數也一直位居前列。這些都給冷淡的中日關系吹進了一絲暖意。

2.2全面推進的中韓民間交流

從中韓建交到現在，中韓民間往來和各個領域的交流，形成了多層次、多渠道、形式多樣的民間交流合作關系。進入新世紀，中韓民間關系進一步全面推進。中韓兩國的民間交流有如下特點：第一，在兩國文化主管部門通力合作下，雙方的交流由官方主導擴大到民間。第二，因為地緣文化、地緣經濟的原因，兩國都對發展前景充滿信心。第三，中韓兩國政府的重視和推動,尤其是兩國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相互體諒。第四，兩國民眾、兩國企業的廣泛參與。迄今，中韓間已有73對省、道（相當于中國的省）和城市結成了友好關系，進行對口合作交流。經濟交流方面，1992年中韓交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05年為1119億美元，增加了20倍；預計2006年能夠達到1300億美元。韓國向中國投資也大幅度增長，1992年為2．1億美元，2005年達到311億美元。目前在中國境內的韓國企業數量為3．8萬個。人員交流方面，1992年13萬人次，2005年440萬人次，增加了34倍；2005年每天有1萬名韓國人訪問中國，2006年每天有1.2萬名韓國人訪問中國。文化方面，《人魚小姐》、《大長今》、《看了又看》等韓國電視劇受到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喜愛，在中國已經形成“韓流”。在“韓流”的帶動下，中國赴韓國旅游和留學人數穩步增加。同時“漢風”也在韓國掀起。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個中國孔子學院和亞洲第一個中國文化中心在韓國首爾掛牌。學習漢語熱在韓國不斷升溫。據新華社報道，目前在華韓國留學生人數近4.3萬名，在韓中國留學生近萬名，分別占對方國家外國留學生首位。中韓民間交流全面而穩定的發展。

2.3穩步發展的中俄民間交流

中國和俄羅斯是世界大國，也是東北亞兩個重要國家。目前兩國都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不同方式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得天獨厚的地緣關系、互補性較強的經濟結構是兩國關系向前發展的基礎。兩國共同利益和爭取雙贏是兩國新時期共同的目標，這也成為了構筑兩國關系，繼續穩步發展民間交流的基礎。發展區域經濟、加強邊境貿易、改善貿易結構是兩國民間交流的重點。目前，兩國正互辦“國家年”，并爭取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互信，發展民間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并帶動政府合作。2006年在中國舉辦的“俄羅斯年”期間，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陸續開展了一系列促進活動，其中“中俄經濟工商界高峰論壇”、“俄羅斯國家展”、“俄羅斯投資促進周”等大型國家級活動把“俄羅斯年”一度推向高潮。中俄國家年為深化雙邊民間經貿文化合作，增進兩國人民友誼，加強企業交流與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機，必將推進雙邊經貿合作達到更高、更新、更富有成效的水平。

2.4頗具特色的中朝、中蒙民間交流

中國與朝鮮、蒙古不僅國土接壤，而且有跨界民族，這為兩國民間交流提供良好的基礎與條件。形成了以邊境為主要地點、以跨界民族為重要交流對象的獨具特色的民間交流。朝鮮隔鴨綠江、圖們江與中國的遼寧省和吉林省接壤。中朝邊境貿易、旅游活躍，每年在中國居住的朝鮮族居民約有15萬人到朝鮮去探親、訪問、旅游。2000年開始，中朝兩國邊境貿易上升，朝鮮市場需求增大：朝鮮自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和服裝有所增長；朝鮮進口商品的檔次提高。中朝一水相連，地緣經濟與地緣文化對兩國進一步合作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邊界線占中蒙邊界線長度的68%，而且邊界兩邊是具有相同文化的跨界民族。地緣經濟與文化在中蒙兩國民間交往中發揮了橋梁和紐帶作用。內蒙古自治區規劃和建立中蒙民間交往機制，開展包括青少年交流在內的形式多樣的民間交流。如定期在對方舉辦商貿洽談會、展銷會，組織兩國中小學生互訪，舉辦雙方共同愛好的文體活動等。這使蒙古民眾更好地了解了內蒙古自治區和中國其他地區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大好形勢及中國對蒙古長期的睦鄰友好政策。

3.東北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的機制化建設

3.1東北亞民間合作機制的建設

在中國與東北亞地區各國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發展中，可以看出各國彼此通過民間交流達到共榮，各國之間已經形成了彼此依賴關系，而且這種相互依賴從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官方政府的行為。這種依賴源于民間動力，如跨越國界的貨幣、商品、人員和信息的流動。這便是基歐漢和奈提出的相互依賴理論——作為理想模型的復合相互依賴特征之一，就是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常聯系；跨國公司聯系等。東北亞間民間合作不同于歐美、東盟等區域合作，它是以非國家行為主體為基礎，通過自愿、協商、自助的形式達成非政府合作。在合作過程中，民間社團、中小型企業、個人成為相互依賴的主體。那么，如何構建這種相互依賴的機制？如何促進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機制的建設？實踐證明，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努力。

第一，加強政府服務協調，促進國家間政策交流，建立政府與民間組織良性互動。民間合作作為政府合作的良好補充，可以協助、推動政府間的交流。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加大政策扶持，極大地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但合作也面臨各種困境，即交流的局限性和外部環境的制約性。政府應充分認識民間合作交流的重要性，健全法制體系，加強配套建設，擴大支持力度，積極理順政府、社會、企業、社團、公眾之間的關系，為民間合作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

第二，加強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間經濟合作，突出投資重點。民間合作應成為推動東北亞區域開發與合作的主導力量。事實表明，在地方層次上進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主角是中小企業，地方政府雖也是重要的參與者，但不是主導者。在合作中，以中小型企業為龍頭，促進大型企業跨國合作，加強地區經濟合作，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如日本，區域經濟合作積極性較高的主要是日本海沿岸一側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日本地方中小企業。這種地方間的經濟交流，因水平、實力相差無幾，容易形成平等互利的經濟關系，同時保持各自的獨立性。

第三，鼓勵以私人方式跨國交流合作，促進民眾跨國友好往來。以私人方式投資貿易、文化交流，近幾年方興未艾、迅速發展。私人合作交流可以擴大國家間人員、資金、技術的交流，有助于增進國家間的互諒、互敬。政府應積極創造交流環境、擴大溝通渠道，減少政策性屏蔽。2003年，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民間人士積極籌建一家旨在為東北亞地區中小企業和個人提供金融服務的合資商業銀行，另外還有以私人名義建立學校、培訓基地等，這方面合作的前景與發展空間均很大。

第四，發展以民間交流社團為主的民間經濟文化合作。目前，旨在促進區域經濟文化交流的社團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發展壯大，促進東北亞地區的文化、經濟發展。但其運行能力有限、服務體系不完善。為此，政府應加強協會、社團自主性，更好的發揮社團的公益服務機制、網絡配制與調度機制、激勵機制。如2005年3月由韓國外交通商部批準的民間國際交流團體社團法人——東北亞經濟文化交流振興會與中國長春市的吉林新聞社共同實施了中國東北三省國際文明示范區建設開發計劃，此計劃已成為民間合作促進人民精神改革運動的成功典范。

3.2對東北亞民間經濟文化合作機制的特點

第一、穩定性。基于東北亞特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政治、經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利益沖突原因，國家關系也會經常地發生變動，具有人所共知的不確定性。民間合作交流著眼人民之間的信任和理解開展溝通工作，強調超越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建立互動式的友誼，因而就為國家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某種穩定性的因素。參與民間交流的群眾數量越大，能夠為總體外交提供的基礎就越穩固。正是由于這個基本屬性，民間外交受到東北亞各國的高度重視。

第二、包容性。官方外交更多地偏重政治方面的交往，而民間外交除在政治領域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以外，更可以深入到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在總體外交的全部組成中，可以分解為官方和民間兩個部分，其中民間部分既可以做好民間工作，又可以影響官方關系，對執政黨、參政黨、在野黨，對左中右勢力和老中青人群都可以產生影響，建立起正常的工作聯系。東北亞目前仍處在政局復雜的情況下，但民間交往仍然持續升溫，交流合作對象無等級、制度之分。

第三、靈活性。這又是民間合作區別于官方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民間合作不過分拘守嚴肅的外交禮儀，而采取更為親切的方式在人民之間進行思想文化上的溝通。它靈活到可以與未建交國家的官員建立接觸，也可以在國家關系處于緊張狀態時保持官方與民間交往的渠道，這樣就對大局的好轉產生影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外交非常看重民間合作的靈活性，而且也正是在靈活運用民間手段上顯示出創造性，寫下了成功的紀錄。

總之，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東北亞地區的各國都積極與周邊國家開展民間交流合作，發展友好關系、開展友好合作。這是惠及雙方、多邊、造福百姓的大事，并將進一步促進東北亞區域的多項合作，加強一體化進程。在新形勢下，各國應該積極開展活動，推動互惠互利的全面合作，充實合作內容，完善合作模式，從民間的角度鞏固和深化戰略伙伴關系。

本文作者：祝丹 單位：沈陽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