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碳經濟話語體系的形成:英國原創與中國來料加工研究
(一)低碳經濟概念的提出與國內學者的來料加工研究
2008年，張坤民教授等人主編出版了論文集《低碳經濟論》，并請國家環境保護部周生賢部長為該書作序。序言寫到:“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大進步。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的轉變。”這段文字給出了低碳經濟的簡明定義。國內其他論述低碳經濟的文獻定義與此大同小異，或者直接引用這一定義。莊貴陽博士認為，低碳經濟將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鮑健強教授根據碳利用方式差異把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農業社會是基于碳水化合物利用基礎之上的低碳經濟，工業社會是基于碳氫化合物使用基礎上的高碳經濟，未來社會是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利用和開發可再生能源基礎之上的低碳經濟。這些論著對低碳經濟的定位很高，說它是一種新經濟形態，是一種新經濟發展方式，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等等。截至2012年底，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收錄的標題含“低碳經濟”一詞的文章有7148篇;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書名含“低碳經濟”一詞的著作和博士碩士論文有502部。這個概念在中國的流傳廣度恐怕遠遠超過了英國，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套話語體系。
(二)對新經濟形態的來料加工式研究浪潮
如果把近代到20世紀中期的世界經濟視為一種形態，那么此后的世界經濟的確呈現一種新的形態。國內外學者從多種視角分析描述新經濟形態，并用不同的概念加以表達和標識。諸如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信息經濟、生物經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等概念，先后在國外提出，一度都被說成是新經濟形態。這些概念提出后不久就被引進國內，展開來料加工式研究:首先對國外特別是歐美國家出現的新概念進行介紹、解讀和詮釋，然后根據國內需要進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但是往往缺乏原創性的話語體系。圖1反映了1996—2012年國內知識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文獻數量變化(根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期刊中標題分別含三個概念的文章數量制作)。三種文獻數量變化呈現一定的周期性:知識經濟文章1996年為1篇，1999年達到5731篇，以后逐步減少;循環經濟文章2000年為6篇，2006年達到2664篇，以后逐步減少;低碳經濟文章2007年為10篇，2010年達到2888篇，2012年已經減少為1361篇。網絡經濟、信息經濟、生態經濟等文獻數量變化也有這種周期性。上述概念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現代和未來經濟的某些特征，把各個概念所揭示的特征綜合起來，可以形成相對完整的認識。但是隨著國內外出現的新經濟形態名詞增多，它們表達的新意呈遞減傾向。本文不研究知識經濟、循環經濟概念，僅就低碳經濟話語體系而言，它究竟是否能夠反映一種新經濟形態?未來經濟是否具有低碳特征?按照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路來應對氣候變化是否可行?這些問題看來還需要深入研究。
二、地球系統碳循環平衡機制中源與匯的逆向變化
判斷一個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是否科學，不是看它有多少論著，是否被官方文件采納;關鍵看它是否正確反映了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聯系，是否科學揭示了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和未來趨勢。為了說明低碳經濟的話語糾結和行動偏向，需要分析地球系統碳循環機制的變化。
(一)自然碳源和碳匯的動態平衡
碳是地球上存量較大的一種化學元素，全球碳總量大約為41.65萬億噸，以二氧化碳、碳酸鈣、碳水化合物、碳氫化合物等多種物質形態分布于海洋、土壤、陸地生物圈和大氣層。不同圈層中的碳處于循環變化之中，主要有三條循環鏈:(1)在海洋和大氣層之間，主要通過海水對二氧化碳的溶解和海洋生物活動等過程吸收大氣中的碳，同時又通過相反的作用加以排放;(2)在陸地生物圈和大氣層之間，主要通過各種生物活動特別是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在一定條件下把碳固定和保存下來，當這些生物死亡和腐爛時，體內的碳部分留于土壤，部分釋放到大氣中;(3)在海洋和陸地之間，主要通過大氣和水的運動發生碳循環。地球系統碳循環中的排放和吸收分別稱為碳源和碳匯，當沒有人類活動干預時，二者基本上處于動態平衡中。在正常年份，海洋和陸地每年對大氣層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在1600億噸左右，見表1。如果發生大規模火山爆發等劇烈活動，年度排放量也可能超過吸收量，但是在長期內會趨于均衡，這是一種客觀規律。
(二)人口與碳源的增長
自從地球上有人類以來，人的活動就形成一種碳源。因此，地球系統的碳源可以分為自然碳源和人口碳源:自然碳源是海洋和陸地自然界的碳排放，人口碳源則是人類社會對碳的需求和利用所形成的碳排放。后者主要由四個層面構成:(1)人作為一種生物或動物的軀體含有一定量的碳，并通過各種生理活動形成碳排放;(2)生產糧食、蔬菜、水果等各種經濟作物形成碳排放;(3)利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形成碳排放;(4)制造各種含碳材料和設備用品形成碳排放。其中前兩個層面的碳源有相應的碳匯構成循環鏈，是地球上出現人類以后碳循環的組成部分;后兩個層面到目前為止基本上屬于單向排放，沒有對應的碳匯，或者碳匯很低，遠遠不足以保持平衡。隨著地球上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和人均碳排放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碳源不斷增長。近20年來，除了德國、英國、法國等少數發達國家人口碳源有所下降之外，多數國家以及由此構成的世界人口碳源總量的增長態勢沒有改變。1990—2011年，全世界人口由53億人增加到70億人以上，增長了32.08%;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由227億噸增加到340億噸，增長50.44%。雖然不同國家人口數量和人均排放水平對碳源的貢獻大小有差異，但是全世界人口增長是推動碳源增長的主要因素。
(三)人類活動引起的碳匯下降
碳匯是指陸地生物圈和海洋對大氣層中碳的吸收或清除。其中陸地生物圈的碳匯主要由森林、草原、濕地和各種農作物的碳吸收能力構成。據估計，全世界綠色植物(包括陸地植被和海洋植物)每年光合作用將750億噸碳轉化為糖類化合物。由于人類活動的多種影響，特別是對陸地生物圈的干預，碳匯呈現下降趨勢，主要表現為:(1)世界森林面積減少，質量下降;(2)草原退化，濕地減少，局部土地荒漠化，基本喪失碳吸收能力;(3)部分國家和地區耕作方式不當，導致農業碳排放大于吸收;(4)越來越多的地面建設公路、鐵路和各種建筑物而硬化，完全喪失碳吸收能力。以森林為例，8000年前地球上森林面積大約為6220萬平方公里，由于人口增加對食物和各種生活設施、用品產生無止境的需要，到處毀林開荒，筑路造屋，加之自然因素的影響，現存森林面積僅剩3336萬平方公里，減少了46.4%。1990—2000年，地球森林平均每年消失1.5%，2000—2005年平均每年消失1.7%。據測量，每年每平方公里森林凈吸收碳量為270—1125噸，同8000年前相比，現在地球系統因森林減少而喪失的碳匯為每年77.87億噸至324.45億噸。加上草原退化和濕地減少等方面的損失，碳匯下降比碳源增加對全球碳循環失衡的影響更為嚴重。
(四)人口碳源和碳匯逆向變化是導致大氣層碳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人口碳源和碳匯可以發生相同和不同方向的變化，包括二者同時增加、同時減少、一個增加另一個減少等。二者增減方向相反的變化稱為逆向變化。如上所述，自近代以來人口碳源和碳匯發生顯著逆向變化，即在人口碳源增加的同時碳匯減少。這意味著地球系統的碳循環平衡機制受損，由此引起大氣層碳含量增加。據計算，1850—1990年，人類活動累計向大氣層排放了3360億噸碳，其中化石燃料的燃燒排放了2120億噸，改變土地利用方式排放了1240億噸;這些碳之中有1070億噸被海洋吸收，850億噸被陸地生態系統吸收，剩余1440億噸存留于大氣中，占目前大氣層碳總量的19.2%。眾所周知，地球上的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原始生物特別是原始森林在地殼運動中通過漫長的地質作用而形成的。它們的碳最初來自生物從大氣層和土壤中吸收的碳。
人類自近代工業化以來通過大規模開采使用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將原來生物從大氣中緩慢吸收并固定下來的碳迅速釋放到大氣中去。假如這種釋放的速度得到適當控制，大部分能夠為植被再吸收，少部分由人類通過碳捕捉加以回收，總體循環是不會失去平衡的。現在的問題是，人口碳源和碳匯逆向變化打破了地球系統碳循環的平衡。既然如此，那么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減源增匯(指減少碳源和增加碳匯，下同)兩個方向作出努力，修復碳循環平衡機制，并維護它的健康運行。毫無疑問，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全面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修復碳循環平衡機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降低或減少碳源、提高或增加碳匯的關系來看，低碳經濟的話語體系和行動方案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三、低碳經濟的話語糾結
所謂低碳經濟的話語糾結，是指以低碳經濟概念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存在一些疑難問題，同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等概念內涵相互纏繞，沒有科學表達地球系統碳循環平衡規律，也未必正確反映未來經濟的本質特征。
(一)低碳經濟概念存在內涵局限
1．低碳經濟術語存在信息容量局限和表達缺陷。從詞義看，高碳和低碳分別反映某種系統中碳數量高低不同的兩種情況。由于二者變化方向相反，在內涵和邏輯上一個不能包含另一個，即不能說高碳包含低碳或低碳包含高碳。這是淺顯的道理。在低碳經濟文獻中，高碳和低碳術語主要是對碳源而言，如果把碳源達到一定水平稱為高碳，那么碳源降低到一定水平就是低碳。對碳匯而言，高碳和低碳的術語表達也應當和碳吸收水平保持一致。以森林碳匯為例，森林越多，生長越快，吸收的碳就越多，就其固碳水平來說應當稱為高碳;相反，森林越少，生長越慢，吸收的碳就越少，就其固碳水平來說應當稱為低碳。應對氣候變化要求在減少碳源的同時增加碳匯，這兩種信息和要求嚴格來說是低碳術語不能同時表達的。
如果硬性規定低碳術語同時表達減少碳源和增加碳匯兩方面信息，很容易引起誤解。例如，某些建筑物以木材部分取代鋼材和水泥，說是體現了先進的低碳理念，被稱為低碳建筑。其實，木材的主要化學成分就是碳，比鋼材和水泥的碳含量高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量使用木材的建筑應該說是高碳建筑，正如碳含量較高的鋼材被稱為高碳鋼一樣。雖然少使用鋼材和水泥可以間接減少碳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使用木材需要砍樹，相應減少碳匯，這不利于清除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低碳一詞表達了碳量定向變化的信息，可以用來限定范圍較小的某些經濟活動，如低碳技術、低碳產業，都可以理解;但是經濟活動中存在方向相反的碳量變化，用低碳一詞來限定復雜的經濟形態是不科學的。
2．低碳經濟概念沒有揭示碳源碳匯的逆向變化和動態平衡規律，對相關經濟特征的認識主要限于碳源方面。國內外關于碳源和碳匯關系的研究相當多;有些論述低碳經濟的文章也提到碳匯，但是同對碳源的分析相比顯得無足輕重。前面引述的一些定義和其他能夠看到的定義，都是從碳源方面概括低碳經濟特征。所謂“三低”，即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被視為低碳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從碳源方面強調節能減排。這方面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畢竟還不能全面反映引起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當然，任何定義所能揭示的概念內涵總是有限的，不要求一個定義反映所有內涵。人們的認識可以發展，一個科學概念的內涵也留有擴充空間。低碳經濟概念存在內涵過窄和定向表達的限制，要么只反映碳源方面的特征和要求，要么以反映碳源特征為主，不能充分包含碳匯方面的內涵。如果要揭示碳源和碳匯的逆向變化，在概念內涵中把提高碳匯放在和降低碳源同樣重要的地位，則不能強調和突出“低碳”特征，嚴格地說不應稱為“低碳”。
3．根據碳元素高低或碳能源利用方式變化給經濟形態命名的方法不科學。當出現一種新經濟形態或提出一種新經濟形態構想時，需要用科學的方法來命名。給經濟形態命名有多種方法:根據主導產業命名可稱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現在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也指部門經濟)，根據資源配置方式命名可稱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根據某種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生產要素命名可稱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根據資源利用方式命名可稱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等等。這些命名所形成的概念能夠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低碳經濟是根據人類活動特定領域碳元素的增減或碳能源利用方式的變化給經濟形態命名，這種方法存在很大局限。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化學元素起碼有幾十種，具體資源種類更是成千上萬。盡管碳作為一種經濟資源非常重要，但畢竟不是唯一重要的資源，也不是唯一重要的化學元素。對生命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來說，氫、氧等元素和碳同樣重要。淡水資源不足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在一些地方比碳排放問題更加緊迫。如果看到水由氫氧兩種元素組成，節約用水非常重要，提出創建低氧經濟或低氫經濟，那是不能接受的。根據一種化學元素或一種具體資源利用方式的變化來給經濟形態命名的方法顯然不科學，難以準確揭示現實經濟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坦率地說，低碳經濟概念是一些西方學者帶有片面性思維的產物，無論它在一定時期內流傳多廣，其內涵缺陷注定不適合成為一個科學概念。
(二)低碳經濟構想沒有描繪出一種新經濟形態
低碳經濟文獻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和主張在20世紀中后期的相關文獻中就已經形成。例如，早在1972年，巴巴拉•沃德、雷內•杜博斯等人就組織國際上幾十位專家編寫了《只有一個地球》一書，科學而又充滿激情地分析了當時世界面臨的能源危機和氣候變化問題。書中寫到:“只有在全球范圍內的真誠合作和聯合行動，才能使人類避免受到地球上氣候發生意外的災難性變化時所帶來的危害。”1981年，布朗出版了《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闡述了能源利用方式轉型的認識和主張。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編著出版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其中第七章“能源:環境與發展的抉擇”、第八章“工業:高產低耗”，深刻分析了世界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排放、開發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措施。后來許多文獻對這些問題做了更加充分的研究。英國能源白皮書在分析本國面臨的各種挑戰基礎上提出創建低碳經濟，不能說毫無新意;但它主要是吸收國際上已經取得的認識成果，應用常見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本國發展戰略和政策，談不上描繪什么具有世界意義的新經濟形態。
同英國能源白皮書相比，國內學者對低碳經濟的探索領域有所拓展，并且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但是仍不足以支撐一種新經濟形態。不論是潘家華先生所講的碳生產力水平，還是鮑健強教授提出的三個階段劃分以及其他學者的論述，看來都未能展示一種完整的新經濟形態體系。國內低碳經濟論著的很多內容是從近些年研究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的論著中移植過來的。例如，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撰寫的《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第四章專門研究發展循環經濟問題，在分析循環經濟內涵時寫到:“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循環利用為特征的經濟形態，與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的現行形態比較，循環經濟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產出’的特點，即所謂的‘三低一高’。”“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代表著一種新的發展模式”。這同前面引述的低碳經濟定義中的特征概括幾乎完全一樣。有些分析低碳經濟的文章認為，低碳經濟就是循環經濟，只不過強調的重點和概念表述不同。從原始社會以來，碳就是各種經濟形態的基礎性資源，其利用方式的改進可以促使原有經濟形態的發展和完善，但是難以產生新經濟形態。
(三)發展低碳經濟思路不足以應對各種環境問題
當今世界的環境問題除了全球變暖之外，還有臭氧層破壞、酸雨、淡水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荒漠化等等，這些問題需要統籌解決。未來經濟及其發展方式必須統籌兼顧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應當蘊含綜合解決各種環境問題的方法手段，至少提供這種思路。低碳經濟思路強調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這必須同別的環境問題結合起來綜合采取多種方法加以解決。雖然一些研究低碳經濟的文章考慮到氣候變化以外的環境問題，但是所提出的應對措施大多是應用或引用研究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的成果，而不是研究低碳經濟產生的獨立見解，沒有提供綜合解決各種環境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循環經濟實行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這對各種環境問題都是適用的。它強調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因此要求在實踐中從過去的一次性利用資源轉向循環利用資源，從單一利用資源轉向綜合利用資源，從主要依靠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轉向主要依靠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說，循環經濟包含一種新的資源利用方式。國內外提出的發展低碳經濟的方案沒有超出我國循環經濟促進法和有關法律文件及規劃所涵蓋的范圍。低碳思路明顯偏窄，遠遠不足以應對各種環境問題，即使應對氣候變化也是不夠的。實際上，只有通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能最終實現碳排放和吸收的循環平衡。
(四)未來經濟未必具有低碳特征
判斷未來經濟是否具有低碳特征，應當在明確界定低碳內涵的前提下，全面分析未來經濟對碳資源的利用規模、方式和趨勢，而不應單純從碳基能源變化來下結論。可以肯定，未來經濟將不像現在這樣依賴煤炭和石油等碳基能源，但是由此判斷未來經濟具有低碳特征，看來還缺乏說服力。
1．世界能源正在向清潔化和再生化方向發展，逐步轉型，低碳概念不足以反映這種轉型。清潔化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比例，減少排放和污染;再生化就是全面開發利用各種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石油等一次性能源。清潔化和再生化將引起能源總消耗中碳基能源比例的下降，低碳或無碳能源比例上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排放和污染減少，這種變化在低碳經濟文獻中被稱為低碳化。應該說，清潔化和再生化正確反映了未來能源利用發展趨勢;低碳化從相關解釋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夠準確。未來將實現從碳能源為主向氫能源(包括源于氫能的太陽能和源于太陽能的風能、水能)為主轉變，可再生能源最終將替代一次性能源。這一變化不只是從高碳到低碳的數量遞減，而且是能源形態和利用方式的轉型。
全世界已探明的煤炭和石油可采儲量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煤炭還可以用200年左右，石油還可以用50年左右。如果不加快能源轉型，無論怎樣減少消耗，這些化石能源早晚會耗竭。因此，實現能源轉型是必由之路，也是從源頭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根本辦法。促進這種轉型和替代的首要動力是碳基能源按照現在的一次性消耗速度在不久的將來會耗竭，必須全面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來加以替代;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以應對氣候變化是促進這種轉型和替代的次要動力，即使通過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達到同排放量的平衡，前一個動力也將最終導致能源轉型。退一步說，就算能源利用具有低碳化趨勢，但是世界經濟通過農業和其他生物方法利用碳資源呈明顯增長態勢，現在斷言未來經濟總體上具有低碳特征還為時過早。
2．農業碳利用呈增長態勢。人類維持生存和發展，需要各種含碳農產品，因此必須采用各種生物方法來利用碳資源。事實上，通過農業生產各種含碳農產品，是更基本、更古老、更重要的碳利用方式。由于世界人口不斷增長，人均消費水平逐步提高，農業技術日益進步，主要農產品產量呈明顯增長態勢。除非地球上人口大量減少，否則不存在含碳農產品利用的減少。例如，1960—2009年世界谷物產量由9.62億噸增加到24.93億噸。由于各種農產品及其秸稈都有一定的碳含量，平均碳含量在50%左右，因此農產品可以稱為含碳產品。圖2反映了1960—2009年世界谷物碳產量增長態勢(按每噸谷物含碳0.46噸計算)。谷物碳產量增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說明世界農業碳利用的增長態勢。廣義農業不僅生產各種含碳食品，而且提供含碳量很高的棉花、木材和部分生物能源(酒精等)。目前各種農產品和植物秸稈的年產碳總量超過煤炭和石油產量，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前者增長量將大于后者減少量。單純從煤炭石油產量和消耗變化來概括未來經濟的低碳特征，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3．碳材料應用前景十分廣闊。由于碳元素的獨特性質，它不僅是地球上生物的基本元素之一，也不僅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個時期的主要能源，而且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永恒的重要材料。純碳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可以是堅硬的鉆石，也可以是柔軟的纖維。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被授予英國兩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發明了二維碳分子材料。這是人類已知的最薄材料，可以只有一個原子的厚度，被稱為二維材料，將為物理學和材料學帶來許多新發現，甚至引起電子工業革命。未來社會在碳基能源減少的同時將出現碳基材料增加。美國制造的波音787客機機體材料60%左右為碳纖維材料，使得機體重量大大下降，強度提高。未來碳基材料應用將非常廣泛。綜合分析未來各個領域碳利用量的變化，整個經濟中的碳資源利用量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如果據此判斷未來經濟具有高碳特征，未必準確;從碳基能源減少判斷未來經濟具有低碳特征，也未必準確。換句話說，單純根據碳資源消費量及其利用方式變化來判斷未來經濟特征，結論未必可靠。
(五)未來經濟的碳循環動態平衡
如前所述，人類活動引起地球溫室效應增強和氣候變化的問題癥結在于碳排放和吸收失衡，排放量超過了吸收量。在現代和未來經濟發展中除了要想方設法減少碳排放之外，還應從四個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一是加強森林保護和營造，增加碳吸收;二是調整和優化農業種養殖結構，改進生產技術，力求實現農業碳平衡，在此基礎上根據整個經濟活動碳平衡需要創造一定的凈吸收能力;三是加快二氧化碳捕捉和碳回收再利用技術的開發應用;四是加緊研究人工光合作用技術，力爭早日取得突破。一些發達國家的二氧化碳捕捉技術日益成熟，正在推廣應用，我國在這方面也不落后。如果這項技術不斷創新改進并得到廣泛應用，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碳吸收問題。總之，人類應當有智慧、有能力通過減源增匯，在未來經濟中實現碳循環動態平衡。
四、低碳經濟的行動尷尬
從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創建低碳經濟的能源白皮書算起，到現在整整10年了。一些西方國家的行動方案存在明顯偏向，在實施中出現尷尬局面。這是值得反思的。
(一)一些西方國家片面強調減少碳源，相關行動方案遭到國際社會反對和抵制
鑒于近代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過多，為減緩溫室效應，必須在一定時期內通過減源增匯實現凈吸收，直到源和匯在適當水平上達到平衡，最終保持穩定。應該說，目前地球碳循環失衡程度并不大，變化也比較緩慢，只要各國加強分工合作，從減源增匯兩個方向不斷努力，修復碳循環平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只減少碳源，碳匯繼續下降，或者二者發生任何導致長期凈吸收為負值的變化，則不能恢復平衡。這是人類應當力求避免出現的后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等文件反映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共識，都有減源增匯兩方面的內容。但是這些文件往往是各種意見妥協的產物，未能明確提出修復地球系統碳循環平衡機制的目標，也未能根據各國不同情況提出有差別的行動方案。值得指出的是，英國提出的低碳經濟方案中的重減源輕增匯傾向尤為明顯。2003年英國政府發布的能源白皮書提出的減排目標是，在2050年之前將英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當時水平上減少60%，在2020年之前取得切實進展;沒有增匯目標。
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相關方案也是強調減少碳源，不提或少提增加碳匯。英國等國家能源短缺問題突出，開發新能源和減少碳排放問題相當緊迫，潛力較大，也有技術優勢;在增加碳匯方面則無潛力和優勢可言。所以，這些國家強調減少碳源甚于增加碳匯。但是各國國情差異很大，要求各國都按照英國提出的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和模式來減少碳源，難免遇到種種困難，實際上不太可行;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認識和行動上也有很大分歧。國際上一些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在行動中步履維艱，同方案對目標方向定位的局限性是分不開的。2009—2012年先后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和多哈召開四次世界氣候大會，發達國家總是片面強調減少碳源，輕視乃至忽視增加碳匯，致使各國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爭論不休，難以協調行動。撇開某些發達國家的自私心態不說，從行動方案上看，減排思路過于狹窄，主要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和技術優勢，沒有合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努力方向。
2008年，歐盟單方面立法宣布將國際航空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遭到中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20多家航空公司的反對;歐盟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將國際航空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規定其可對所有進出歐盟國家機場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稅;2012年2月22日，國際民航組織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國家在內的23個國家簽署《莫斯科會議聯合宣言》，共同反對和抵制歐盟的做法;2012年11月12日，歐盟被迫暫停上述做法。英國倡導發展低碳經濟，但是多年來本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沒有大幅度減少，還把1200萬噸垃圾運往亞洲國家填埋。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按照所謂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來減排，路子可能越走越窄，無法實現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贏。
(二)低碳經濟產業的畸形結構:農業的缺失和跌落
在世界經濟中，碳利用的最大產業是農業或第一產業，而不是第二和第三產業。如前所述，世界農業發展呈現高碳趨勢，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業碳產量不斷增長(見圖2);二是農業碳吸收水平逐步提高，向凈碳匯產業方向發展。表2反映了2007年全世界主要農產品及其秸稈年產量和碳含量。當年全世界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一次性能源總產量為106．68億噸，小于農業生產中的生物物質碳含量。如果在農產品中加進木材和飼養動物、家禽的碳含量，碳產出總量會更大。講如何通過發展農業來增加碳匯。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有關研究報告和方案或者不提農業增匯，或者對農業增匯的定位較低。這些國家在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往往忽略或小視農業，因而忽略農業比重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增匯潛力。在英國等倡導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例極低，2010年英國農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不到一個百分點，而且也沒有什么發展潛力。這實際上是一種畸形產業結構，難以想像由此能夠形成一種新經濟形態。中國一貫重視發展大農業(包括林業)，其戰略定位和貢獻成就遠遠超過英國等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也不限于應對氣候變化。
十多年來，中國高度重視植樹造林，退耕還林，1995—2011年中國森林覆蓋率從13.4%提高到20.36%，凈增森林面積66.82萬平方公里，現在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約24.5億噸，相當于目前每年全國排放總量的30%。與此同期，中國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由33.7億噸增加到約80億噸，凈增46.3億噸，扣除因森林面積增加所增吸的二氧化碳數量，2011年比1995年凈增21.8億噸。這意味著，中國目前的二氧化碳凈排放總量約為55.5億噸，大體與美國的排放總量相當，并沒有西方國家渲染的那么多。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森林覆蓋率相對較高，最近數十年來沒有增加，因此凈吸收能力沒有提高。英國高調要求減排，但是2000—2010年10年累計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只有幾千萬噸，大大少于中國森林面積增加所多吸收的數量。但是這些國家在每次世界氣候大會上總是抓住中國不放，甚至圍攻中國，只看中國碳源增長，不看中國碳匯增長和人均排放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要求中國與發達國家一起承擔相同的減排義務。國內一些地方也順著西方國家的思路高調談論減排，輕視大農業的增匯作用，急于降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體現所謂產業結構高級化，這種脫離國情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繭自縛。
農業在低碳經濟產業結構中的缺失或跌落，不能不說是低碳經濟的一種行動尷尬。誠然，農業中的種養殖業也要減少碳排放，但是種養殖業并非只排放溫室氣體，它也能夠吸收二氧化碳。只要種養殖品種結構合理，耕作方式得當，就能夠實現凈吸收。采用科學方法進行耕作，農田土壤可以起到固碳作用;農產品生產吸收二氧化碳，這些產品消費又排放二氧化碳，生產中的碳匯和消費中的碳源基本上能夠平衡;農業總體上究竟是碳源還是碳匯，關鍵看農作物秸稈和一些殘留物如何利用。如果對秸稈簡單做燃燒處理或遺棄，可能造成凈排放;但是如果實行綜合利用，則可能形成凈吸收。例如，目前我國農村戶用沼氣池大約有3500萬座，各類農業廢棄物處理沼氣工程3.95萬處，每年生產沼氣約122億立方米，沼肥3.85億噸，相當于替代1850萬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500多萬噸。農作物秸稈、皮渣和人畜排泄物通過沼氣池轉化為清潔能源和肥料，可以實現農業發展對二氧化碳的凈吸收。有人運用中國1990年的數據計算，當年農業碳排放為5.8億噸，碳吸收為6.5億噸，凈吸收為0.7億噸。這說明中國農業總體上屬于碳匯產業。從碳匯視角看，農業發展是呈現高碳趨勢，而不是低碳趨勢。
(三)減源增匯任務優化組合:擺脫尷尬的出路
各國國情不同，減源增匯兩方面的潛力有差異。有些國家減少碳源潛力較大，增加碳匯潛力較小;有些國家增加碳匯潛力較大，減少碳源潛力較小;有些國家兩方面的潛力都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宜按照單一減排思路來制定目標和分擔義務。國際社會可以通過協商，制定包含減少碳源和增加碳匯兩方面內容的組合式目標體系，各國分別選擇適當的目標組合為修復碳循環平衡機制承擔義務。例如，加拿大、巴西等國碳匯規模大，碳源規模相對較小，目標組合是維護和保持碳匯規模，同時控制碳源使之不顯著擴大;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國碳源規模較大，碳匯規模及其潛力較小，主要努力方向是減少碳源;中國、美國等國減少碳源和增加碳匯都有較大潛力，相對來說，中國增加碳匯和美國減少碳源的潛力更大。
國內一些地方制定了發展低碳經濟規劃，內容基本上是以前制定的發展循環經濟方案的翻版。有的地方根本不知道本地究竟有多少碳排放，也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匆匆制定發展低碳經濟規劃，缺乏充分的科學依據。一方面說要發展低碳經濟，另一方面碳排放大幅度上升，憑空提出的減碳任務不能完成，實際上已經陷入行動尷尬。由于中國人口多，目前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全國排放總量在世界各國中占第一位，今后一個時期內還會繼續增加，短期內難以顯著減少;同時，中國增加碳匯的潛力很大。顯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絕不能局限于西方國家提出的低碳減排思路，而必須堅持減源增匯雙管齊下，特別是通過增加碳匯抵消增加碳源的影響。國內講發展低碳經濟用意無疑是好的，但是這套話語體系存在前述局限，不宜對低碳經濟定位過高。諸如生態文明、循環經濟、綠色發展等概念構成的話語體系更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更便于廣大干部群眾理解和行動。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之中，學者們是否也應從熱衷于來料加工式研究向更加注重原創性研究轉型升級呢?
作者：鄭志國 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二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