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我國法學教育發展的形勢

中國的法學教育應當如何定位，這是全體法學教育者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復雜紛亂的圖景。從三十幾年法學教育形成的過程來看，六百余家法學院系，每年十幾萬的法科畢業生，數百人的超大規模課堂，覆蓋本科和研究生的“一言堂”式教學，以機械背誦為主的統一標準的考試模式，因單一的職稱及學科評價體系而形成的所謂“學術型”教師隊伍，以及由這支隊伍制造的與實踐脫節的自說自話的理論體系，還有，就是在這一切現狀的基礎上形成的生源、創收、職稱、項目、機構、學科等既得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不愿變革的保守心理與勢力。在對過去三十幾年中國法學教育取得的巨大成果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固有的法學教育模式和辦學方針與當代及未來中國法治社會的需要之間已經凸顯出來的尖銳矛盾:巨大的招生規模與低迷的就業率，大規模多層次的法科畢業生供給與法律職業市場上適格人才的奇缺(尤其是國際型高端法律人才的嚴重匱乏)，所謂的精英型理論通識教育與司法隊伍中一部分人政治信仰和職業倫理的淪喪，各大學不斷擴張強化的法學教育的學術化和研究化與絕大部分的法科學生進入實務界的趨勢，法學教師們制造的汗牛充棟的文字與法律實踐中理論供給的匱乏，超大規模的教授、博士導隊伍與法學教育課堂的冷清與單調……這些現象只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法學院的教育似乎正在脫離法學教育本身，用鄭永流教授的話講就是“法學院離法院太遠”了。

大學法學教育的功能應當是什么?我們認為這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法學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并重的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綜合大學中存在的法學本科教育;二是在此基礎上逐步深化的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層次上的學術人才培養;三是在通識教育基礎上加以強化的高層次法律職業人才的培養。世界發達國家法學院的法律教育重心都集中在第三個層面上，即法律職業教育。

作為最古老的專業教育之一，法學教育從一開始就是職業教育;而這一特征在法學教育模式上的表現，就是從接受法律訓練直到取得法官、檢察官、律師等職業資格的整個法學教育過程中的制度設置。

總結各主要國家的法學教育模式，大概有三點共通性:第一，法學教育基本上是職業教育，科學知識和人文素質或融入職業教育過程之中，或在法學教育之前完成②;第二，法學教育由大學專業學習和職業培訓及實習等兩至三部分組成，后一兩個階段重在強化職業道德和職業技能的訓練;第三，法律實務界承擔職業培訓及指導實習的任務，因此也是法學教育機構的組成部分。③

以法律職業教育為目標是法治社會中法學院辦學的共同宗旨。美國法學院以學士后學生為培養對象，以案例教學法和蘇格拉底式教學法為教育方式，以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為目標的教育模式對世界各國的法學教育影響深遠;而日本自2004年起由政府主持建立的法科大學院教育制度，在亞洲則引起韓國、臺灣地區等法學教育界的連鎖反應，這些國家和地區法學教育模式改革的核心，就是改法學學術教育為法律職業教育。在這一潮流的沖擊影響下，我國也不例外。自1991年開展法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以來，法律碩士的培養規模不斷擴大，近兩年又新增法本法碩、政法法碩兩個專業類別。以吉林大學為例，在2008年的碩士研究生招生中，全日制法碩、法本法碩與法學碩士研究生的比例還是1∶2．2，可是到了2009年、2010年，二者的比例分別改變為1．8∶1和2∶1，而這一規模隨著教育部研究生專業學位教育綜合試點工作的開展，還將繼續擴大。

這一現象在國內極具代表性，即隨著學術型研究生培養規模的逐步縮小，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規模則逐步擴大，這標志著我國的法學教育已經進入變革時期，開始由傳統單一化的學術型教育，向實務型與學術型并重，乃至實務型將占主要比重的方向轉變。培養精英型法律職業人才(律師、法官、檢察官、企業法務高管)將成為高校法學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目標。這一重大變革對高校固有的教育模式、辦學思想和師資條件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針對學術型教育和大規模招生所設計的傳統教育模式與機制，在面對法律教育向職業教育本質回歸的趨勢時，必須加以變革。

二、欠發達地區高校法律教育改革面臨的問題

向法律職業教育實現功能轉型是高校法學教育改革的大勢所趨。但在轉型過程中，面臨著很多困難，資金短缺自不必說;在這一系列的困難中，我們還須處理好三對矛盾:一是向法律職業教育轉型與缺乏全面實施條件的矛盾;二是全系列培養模式均需以法律職業教育為內容與現有師資供給能力不足的矛盾;三是高素質法律職業人才對高質量學生供給的需要與研究生生源質量不斷下滑的矛盾。

(一)在法學本科、法學碩士、法本法碩、法律

碩士多重培訓模式并存的情況下，我們尚無條件清晰地按照“法學前教育(本科階段的綜合知識和法律素養教育)———法律職業教育(碩士階段的法律專業教育)”的培養邏輯來安排教學。意圖通過理順法學教育體制，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是不現實的。⑤

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在法學本科生、法學碩士生、法律碩士生中的絕大多數以法律實務部門、政府部門及企業為擇業取向的現實狀況下，無論是哪一種培養模式，都必須承載法律職業教育的功能，不能再打著所謂“學術型教育”的幌子來推卸這一歷史責任。

但是，在現有條件下，要全系列地實施法律職業教育的內容，確實又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障礙。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上:(1)課程體系龐大，在有限的教學時數里，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在課堂上將理論與應用兼顧起來，對專業基礎相對薄弱的法律碩士研究生，又必須保證理論和基礎知識的講授，故實踐性內容一般被犧牲掉，更遑論諸學科人文科學修養的綜合訓練。(2)無論是哪個培養系列，學生規模均超大，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無法對其進行一對一的法律應用性訓練(如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只能采取“一言堂”式的教學方式。(3)各專業課程自說自話，缺少融匯交流;除了聽課，學生從事法律職業所需的其他專業能力(辯論、寫作、調查、合作、溝通、信息檢索與處理等)，都沒有整合訓練的機會。(4)現有的實踐型教學內容，如畢業前到檢法機關或律師所實習、偶爾旁聽法院審理、參加零散的法律公益活動，因缺少系統性，沒有監督管理，沒有現場指導，沒有實際參與審判和代理案件的機會，均不能有效實現實踐教育的目標，反而白白浪費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