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波金斯•吉爾曼的短篇小說《黃色糊墻紙》一直都是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其中對于小說中墻紙這一形象的象征意義，大多文學批評都集中在探討其中所表達的女性生存困境，推而將墻紙解讀為象征女主人公的意識、潛意識或是使女性淪喪為不自由的家庭奴隸的既定社會、經濟模式等。這不免使小說淪為一般的“問題小說”之流，與作家自身的經歷以及作家在《婦女與經濟》等其他創作中流露出的自強自立頗為不合，因此，我更愿意將黃色糊墻紙解讀為一面展示女性語言、文學形成的畫板而墻紙背后的女人則是在獲得女性語言之后可能的女性形象體現。小說本身在解構以男性“診斷（diagnosis）”為基礎語言敘事的權威性同時，極力凸顯墻紙的存在性，構建以其為中心所代表的女性語言文學及文學的治療。在“一破一立”之間，吉爾曼向我們指明了建立女性自身語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希望通過語言文學最原始的作用———治病救人來實現女性自救的最終目的。

在小說中，對于“診斷”權威性的解構是通過兩個層面上的反諷實現的。其一，給出診斷和保證診斷得以實施的眾人姓名及其身份具有戲劇性的反諷效果。首先，約翰和瑪麗是極具圣經意味的名字，在圣經故事中，約翰曾為耶穌洗禮，是主耶穌所愛的使徒并在耶穌的十字架前被囑照顧其母瑪麗。在吉爾曼的小說里，約翰搖身變為療救肉體苦痛之醫生，領醫生之名，卻未盡醫生之責，不僅未能解除“我”肉體上的苦痛，更遏制我的精神訴求，是我身心疾病的根源。圣母瑪麗為耶穌之母，本被耶穌托于約翰照顧，但在小說中淪為約翰建立的男權制家庭背景上一個單薄的形象，專門負責照顧孩子；更有詹尼（意為母騾子或馱著重負的畜生）———約翰的妹妹，被約翰派來監視“我”以保證診斷得以實施。與圣經文學進行對照，小說中維護“診斷”這一男性語言權威的眾人姓名及身份的錯置給權威蒙上了一層可笑的反諷色彩，于嬉笑之中不知不覺的淡化了男性語言權威的力量。其二，診斷本身及其療效更是充滿了反諷。醫學上的診斷本應是關乎人命，慎之又慎的行為，在《黃色糊墻紙》一文中，“我”的丈夫兼醫生約翰不聽病人主訴，“不相信我身體不適”，認為我的病“無關緊要，僅僅是得了間隙性精神抑郁癥———有一點歇斯底里傾向而已”，在“我”整夜無法入眠，鼓起勇氣要求離開這所奇怪的古老建筑時，“他”卻以醫生的身份向“我”肯定他的診斷與治療是正確的。不聽或打斷病人主訴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的醫生能夠做的事情么？其荒謬之處不言而喻———“我”的丈夫原來是一位驕傲自大、草菅人命的庸醫。這個男權社會的權威代表竟荒謬至此。

再來考察一下治療所指向的終極目的。“我”被要求不得過多的談話，靜處，絕不允許“工作”，這里指女主人公從事的寫作活動。所有治療方案均指向一個目標———杜絕任何言語與文學生成。言語與文學創作在“診斷”“治療”的名義之下被湮滅了，阻斷了通向外部交流的道路。女主人公無法與任何“活的靈魂”交流，只好訴諸于日記———不會說話的紙，但這也不安全。于是，在小說開篇日記體對房屋，臥室等外部環境散漫的描述中，黃色墻紙一次又一次的與“我”對峙，逐漸凸顯了出來。

在未與黃色墻紙相遇之前，“我”的日記一直保持著一種平淡，中規中矩的敘事，然而當黃色墻紙出現的時候，“我”開始直言，其后對墻紙的描述也打破了前面保持的敘事風格，語言變得豐滿、富于張力。

“墻紙的圖案屬于那類散漫而艷麗的風格，這簡直就是對藝術的褻瀆。房間要么暗淡得足以使你的跟蹤視線模糊不清，要么鮮亮得足以一刻不停地誘你觀察使你煩躁。而且，當你的視線跟著搖晃不定的曲線在墻上游動一小段距離時，這此曲線突然間自殺了一一以瘋狂的角度急轉直下，在前所未聞的矛盾沖突中毀滅自己。”當“我”以一向謹守、“正常”的眼光來看待墻紙時，墻紙的風格是無法讓人接受的。它與女性文學敘事語言給人的印象如出一轍———散漫、艷麗、充滿不確定性與矛盾。這和冷峻、嚴謹有序、充滿理性思辨的男性敘事語言形成二元對立，所以“我”一開始認為它丑陋可憎，無法接受。

在被丈夫或委婉或嚴正拒絕，傾訴受挫時，我開始轉向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墻紙，從而開啟了兩者之間全新的互動感知過程。我看到了墻紙背后若隱若現的女性形象，與之并置出現的是一種新的敘事語氣和新的行為方式。“我”用躺著但不入睡的行為反抗午休———約翰休息療法中的一種。“當然了這是種欺騙，因為我不會告訴他們我是醒著的———才不呢！”那面墻紙從來都不曾美麗動人過，它仍然復雜多變，令人捉摸不定，然而這時的“我”已完全沉浸其中并決心一探究竟，找出它背后的真意。“我”發現在秩序、理性的白日，墻紙仍然是丑陋可憎的，其背后的女人嫻靜溫順，“我”也能保持鎮靜；而當日光隱去，月色滿地之時，“墻紙都將變成一條條的柵欄!圖案后面的那個女人則更是清晰可見”我也在夜間睡的越來越少。白日與黑夜，理性與非理性，傳統語言與傷痛后形成的新語言相互對立，透過墻紙，“我”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男性敘事權威壓制下慢慢艱難成長起來的新女性語言文學形象，“她一直竭力想從圖案里爬出來…她們想強行通過，然而圖案緊緊扼住她們,把她們倒轉過來，這樣就使得她們的眼珠都泛白了!”故事發展到高潮，“我”與醫生丈夫及其所代表的男權社會決裂，運用自己的小聰明避開監視“我”的所有人，準備有所作為。我撕碎墻紙，將其背后的女人解放出來，我模仿墻紙中的圖案紋理傳統，慢慢的爬行，并且在與醫生丈夫對峙時，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時無名敘事者“我”已與墻紙背后的女人以及女性敘事語言文學融為了一體，掙脫了男性語言權威的束縛，發出自己的聲音，實現了自我拯救。盡管時間是短暫的，因為代表男權的醫生丈夫———約翰并未死去，只是短暫的昏厥，但此時我們還是應該向這短暫的瞬間致敬，向推動“我”通往自救的力量———黃色糊墻紙及其背后瘋女人所代表的女性語言文學致敬。“我”在這種新語言中，排解釋放了壓抑和緊張，獲得了欲望、幻想的補償，找到了自我的聲音并從對新語言的把握中獲得了自救，陶醉于新生的自由。通過對女性語言文學的尋找，我推翻了約翰的“診斷”“治療”方式，完成了對自我的治療。盡管“我”的表現在眾人眼里是“瘋癲”，但請不妨將這種瘋癲看作是另一種超脫的理性認識，有一點“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