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環境合同制度起源于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公害防止協定對預防新的公害源的產生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日本戰后由污染大國變為清潔國家，環境合同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歐盟形成的環境協議、美國的環境協議項目等，則是日本公害防止協定制度的發展，呈現出現代環境合同制度新的發展趨勢。作為第三制度的環境合同制度的實施，對這些國家環境問題的改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關于環境合同的性質以及環境合同內涵一直存有爭議，對于環境合同的正確認識是構建環境合同制度必須要解決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關鍵詞：公害防止協定 ；環境合同； 內涵
    面對我國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僅僅依靠傳統的單純的命令控制管理模式，已經不能應對。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錯誤觀念卻把環境保護工作僅看作是政府的任務，相關的法律制度雖然規定了公眾有環境管理的參與權，但實際上，目前我國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要么只能是被動的接受政府的“施舍”，要么雖然參與到環境管理中但參與的范圍非常有限，環境保護多數只是停留在口號上，再加上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的支撐，這些都影響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較完善以及執行較好，取得的效果顯著的國家主要是日本、歐盟和美國，從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到歐洲國家的環境協議和美國的環境協議項目制度在實踐中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成為各國借鑒的典范。我們必須在理解環境合同的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環境合同制度。
    一、環境合同制度緣起與發展概況
    1．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及發展
    環境合同制度是起源于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此制度的典型是1964年的橫濱方式的公害防止協定，又稱為“橫濱模式”。“橫濱模式”的出現，是由日本當時的經濟政治和嚴重的環境問題引起的。日本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礦業在“富國強兵”的國策號召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礦業的發展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礦害成了主要的環境公害。櫪木縣的足尾銅山礦毒事件是日本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公害事件之一，其與這之后的別子銅山煙害事件以及日立礦山煙害事件等都是隨著礦山的開采而發生的礦害問題。后來隨著經濟的急劇發展，公害程度不斷上升，范圍不斷擴大，在日本的各工業地帶連續的發生各種公害病。到了20世紀60年代，公害事件在日本已經成為民眾最大的痛苦。日本也成了世上有名的“公害大國”，日本的公害預防和治理破在眉睫。再加上20世紀日本實行的是地方自治的制度，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所謂地方政府的性質，是國家內部的一個組織，即相當于我國的行政機關。中央對地方主要是通過立法、行政、財政來予以控制的。日本的這種地方自治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團體對地方環境公共事務的管理，為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在此之前，日本對公害的防治主要依靠法律，但當時的法律對公害防治制度的規定非常不足，能夠依靠法律調整的范圍很小，只能限于“與經濟的發展相協調”的范圍內實施，所以起到的作用也微小，而公共團體依據行政事務條例制定的制度不能超過中央政府的法令，否則就無效而不能實施。針對這種情況，日本的地方公共團體就避開了中央法令，創造了公害防止協定制度。1964年，日本橫濱市讓進入根岸灣人工造地的企業都承諾采取各種公害防止措施，這成為公害防止協定方式的開端。此后，讓企業和公共團體簽訂采取公害防止措施的協定并受該協定約束的做法通常都稱為橫濱模式。這種方式迅速成為各地公共團體的效仿對象。到了1997年10月，日本全國市府當局僅這類協議就簽署了13000份。
    采取公害防止協定的方式，使地方公共團體避免了法令的抵觸問題而又能夠實施有效的公害預防對策，與企業方面進行交涉在其自愿的同意之下，讓其實施嚴格的防止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害防止協定是未在法律制度得到認可，而作為一種脫法性控制手段產生出來的。 有關公害防止協定的法律性質問題，學術界存在幾種觀點，主要有三種：君子協定說；民事契約說和行政契約說。很容易看出來，君子協定說是認為公害防止協定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其能否實現完全取決于企業家的態度，沒有可以約束雙方的機制；而后兩種觀點認為公害防止協定在協議具體的條款上是有約束力的。在日本，最初的處理是當對方不履行義務時，不能采取行政上的強制手段，但地方公共團體可以司法法院的判決為依據，直接或間接地強制其履行義務。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公害防止協定是民事（私法）契約還是行政（公法）契約。在實務上，判例也在向承認公害防止協定的法律效力的方向發展，其中甚至還出現了明確宣布公害防止協定是公法上的契約的判決。
    2．公害防止協定的發展
    現在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已經成為與法律及條例并存的第三種公害防止行政上的管理制度。日本不斷出現事業者與地方居民以及居民團體締結的協議。盡管后來日本的公害控制的法律制度得到完善，但公害防止協定仍在被廣泛使用。如1969年《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制定后，就使各地的公共團體相繼的制定出比法律的限制更加嚴厲的控制內容的橫向型的公害防止條例，即使這樣，公害防止協定的適用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應用，在區域內選址的有主要公害發生源的企業，幾乎都與當地的公共團體簽訂了公害防止協定。而且如果沒有公害防止協定，地方公共團體的公害控制簡直就無從談起。隨著日本公害防止協定的廣泛應用，不管在公法領域還是在私法領域都出現了此種協議，主體也更加廣泛，關鍵是創造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機制，使各種協議能夠有效實施。根據日本環境廳2000年出版的《環境白書》統計，1956至1999年這43年間日本共簽訂了54379個公害防止協定，公害防止協定制度與日本的中央法律、地方條例、行政指導并稱為日本“四大公害規制手段”。日本在較短的時間內，從一個污染公害大國轉變成一個清潔的國家，公害防止協定的應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不僅使日本能更好的應對環境問題，而且使民眾的環境意識得到了很大提高，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日本的公害防止協定取得的良好實施效果，使該項制度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針對經濟發展出現的環境問題紛紛采取了相似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