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理論世紀轉折與建構國家級論文發表

　　【摘要】在上一個世紀之交(19世紀至20世紀) ,中國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折,這種轉折決定了中國20世紀文論的基本樣態與格局,使中國文學理論走上了“以西釋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這種狀態幾乎持續了近百年。然而,在這一個世紀之交(20世紀至21世紀) ,對“以西代中”的反思與檢討,則預示著中國文學理論似乎又在開啟著另一個轉折點,即在融會中西文論的過程中,以我為主地重建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這個轉折已經初露端倪,它將何去何從,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關鍵詞】中國文學理論 轉折 建構 失語癥 文論話語

　　在上一個世紀之交(19世紀至20世紀) ,中國文學理論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折,這種“大河改道”式的轉折,決定了中國20世紀文論的基本樣態與格局,這種狀態幾乎持續了近百年。然而,在這一個世紀之交(20世紀至21世紀) ,中國文學理論似乎又在開啟著另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甚至已經初露端倪,它將何去何從,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本文擬通過這兩次轉折的對比,從歷史經驗與教訓中來思考中國文學理論的轉折與建構。

　　一

　　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化的強大沖擊之下,開始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大轉折。這次轉折的基本特征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中“別求新聲于異邦”,是真心虔誠地向西方學習,是“拿來主義”。

　　于是乎,西方的文學理論開始被大規模引進,在短短一二十年間,中國文學理論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間”。傳統中國文論從主流位置退卻下來,西方文論大行其道。由于這一次“拿來”是整個文論話語、知識譜系的整體切換,“拿來主義”本來的好意因而走了樣,拿來的東西淹沒了自己,結果“拿來主義”變了味,基本上蛻變為“取代主義”或“套用主義”。在西方文論的巨大沖擊下,中國文學理論完成了世紀之交的巨大轉折,走向了“以西代中”,即以西方文論取代中國固有傳統文論的百年歷程。本來,這一轉折之初有著多種可能和選擇,至少有兩種較為明顯的走向:其一是以西方文論來充實中國傳統文論,使之在融會中西的過程中實現現代轉型和產生質的飛躍,在這一歷史的“通變”中邁上一個新臺階;其二是以西方文論來取代中國傳統文論,全盤西方化,用西方“科學”而“系統”的文學理論,來重新闡釋中國文學,并指導現實創作,使中國文學理論在西化過程中實現現代轉化。

　　這兩種走向,在世紀之交的大轉折之時都是存在著的。在一些著名學者和文化人身上, 表現得尤為明顯。青年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運用傳統的話語言說方式,論述了西方“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及其精神。該文以“神思”論文學,以文言作表述。這是一篇典型的以中國話語方式來言說西方文藝精神的論文,成為魯迅文藝論著的代表之作。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運用中國傳統的詩話詞話的言說方式,融入了西方文論概念,如“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宏壯”、“優美”等美學范疇。這種以中國文論話語言說方式寫就的《人間詞話》,獲得了巨大的理論成功。薄薄一本《人間詞話》,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理論的典范之著,在20世紀海內外學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這種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方式融會西方文論的學術路徑,即便在西方文論全面登陸中國之后,也仍然有著極少數的成功個案,頑強地生存著。在著名學人中,除魯迅、王國維外,尚有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等人也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采用了中國文論話語的言說方式。尤其是錢鐘書的《談藝錄》、《管錐編》,更是以傳統話語方式談藝說文。《談藝錄》連書名都與明人徐禎卿的《談藝錄》相同,完全是傳統詩話詞話的言說方式。《管錐編》則是用中國傳統注疏、傳、箋的言說方式,甚至堅持用文言文表述,融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為一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這種堅持中國傳統話語的學術論著,在20世紀浩如煙海的中國文論及學術著作中,不過是鳳毛麟角,幾乎成了特例。大量的文論及學術論著,并不是王國維、錢鐘書式的“以中融西”,而是“以西釋中”,甚至“以西代中”。這種情況甚至同時出現在王國維、朱光潛等著名學者身上。這種現象是意味深長的。

　　王國維既是“以中融西”的典范(如他的《人間詞話》) ,又是“以西釋中”的始作俑者。其突出表現是其代表論著《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為什么說《紅樓夢》是徹頭徹尾之悲劇呢? 王國維以西方悲劇觀來衡量中國文學,得出了《紅樓夢》完全不同于中國文化的結論。他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 非是而欲厭閱者之心者,難矣。”①而《紅樓夢》之所以是悲劇,正因為它與中國人之精神恰恰相反:“《紅樓夢》之所以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②在這里,王國維犯了一個極大的邏輯錯誤: 生長在中國文化精神土壤中的《紅樓夢》,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國之精神”? 難道《紅樓夢》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或者是天外的“飛來峰”? 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極為博學睿智的王國維,為什么會有此重大失誤?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以西方悲劇理論硬套中國文學,而沒有恰當地顧及中國文學獨特的異質性。而這一點,正是中國文學理論“失語”之濫觴。

　　緊接其后,朱光潛也陷入了這個泥潭。與王國維一樣,朱光潛曾寫出過中西融會之著《詩論》,對中國文論多有貢獻。但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卻走向了“以西釋中”,甚至滑向了以西方理論曲解中國文學之途。在《悲劇心理學》中,朱光潛指出,中國根本就沒有悲劇,“事實上,戲劇在中國幾乎就是喜劇的同義詞。??僅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時間)就有500多部劇作,但其中沒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劇”③。朱光潛之所以斷然否定中國悲劇,顯然是“以西套中”的結果。同樣博學睿智的朱光潛,也避不開這個時代的癥候。朱光潛還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悲劇,是因為中國沒有哲學,不思考人類終極問題。他認為,中國人“是一個最講實際,最從世俗考慮問題的民族,他們不大進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費力解決那些和現實生活好像沒有什么明顯直接關系的終極問題。對他們來說,哲學就是倫理學,也僅僅是倫理學”④。“中國人實在不怎么多探究命運,也不覺得這當中有什么違反自然或者值得懷疑的。”⑤按照朱光潛的看法,屈原的《天問》又作何解釋,先秦諸子、魏晉玄學、程朱理學、王陽明心學都不是哲學了? 朱光潛這些偏頗的見解,顯然與他的“以西釋中”乃至“以西套中”密切相關。

　　從以上兩位學術前輩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理論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大轉折時的縮影:中國文學理論在進入20世紀之時,曾經有著兩種可能的道路,一條是走以《人間詞話》(王國維) 、《摩羅詩力說》(魯迅) 、《詩論》(朱光潛) 、《談藝錄》和《管錐編》(錢鐘書)等為代表的“以中融西”,或者說以中國文論話語融會西方文論話語之路。很可惜這條頗為正確之路,僅有極少數前輩學者在走。而大量的學者,甚至包括王國維、朱光潛等人,也都被卷入了“以西釋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

　　二

　　近一百年來,這條路究竟走得怎樣呢? 當我們在新世紀之交冷靜地回顧之時,情況卻并不令人樂觀。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面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么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系??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⑥孫津說得更直率:“中國沒有理論,這是我說的,至少現在是這樣。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罷,常凡能夠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說能夠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 。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么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⑦孫津此話,可能措辭激烈一些,但你卻很難否認他說的這一事實。

　　客觀上而言,“以西釋中”并非一無是處,而是成就的。即便筆者前面批評過的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以及后來的許多“以西釋中”之作,仍然取得了理論上的成功,有的甚至還成為中國文論史上頗有影響的文論著作。如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這是一部典型的“以西釋中”之著,該書根據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鏡與燈》( TheMirror and The Lamp)中所提出的藝術四要素,對中國文學理論加以梳理排列,總結出六種理論,即“形而上的理論”、“決定的理論”、“表現的理論”、“技巧的理論”、“審美的理論”、“實用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梳理,的確前無古人,“可以說在架構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劉若愚的這部論著,幾乎成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但平心而論,由于“以西釋中”,完全以西方理論話語來切割中國文論,不可避免地會曲解中國文論,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國文論應有的特質。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由于運用艾布拉姆斯之文論話語,將中國文論加以切割,牽強之處似乎無法避免。全書為遷就架構而尋找證據的味道非常濃,甚至有一些論證不準確。例如,書中說《文心雕龍》沒有“決定的理論”,而事實上,《文心雕龍·時序篇》講的就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就是劉若愚所謂的“決定的理論”,奇怪的是為什么劉若愚說《文心雕龍》“沒有決定的理論”。或許,劉若愚這種以西方文論話語來切割中國文學理論的“以西釋中”,有著其先天不足,注定了這種研究方式所必然帶來的缺憾。

　　這種嚴重的缺憾,實際上普遍存在于20世紀中國文論研究的方方面面。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基本上走的就是“以西釋中”之路。從“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立,到大量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的撰寫; 從中國文論有無“體系”之爭,到“風骨”、“文氣”、“意境”之論戰,無一不體現了強烈的“以西釋中”的特點與缺憾。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創立者之一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指出,“文學批評”一語,是襲用西方的Criticism一語, 中國文學批評史, 正是對西方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學習與摹仿,批評史著作的產生,標志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建立。從此,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便踏上了大規模的“以西釋中”的歷程。大量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著作,基本上是運用西方的“科學”的理論,來重新剖析“不科學的”,或者說“模糊的”、“含混的”中國古代文論;用“系統的”、“有體系”的西方文論,來闡釋“沒有體系的”、“不系統的”中國古代文論。臺灣學者的“闡發法“就是這種“以西釋中”潮流的典型體現,該論指出:“我國文學,豐富含蓄;但對于研究文學的方法,卻缺乏系統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實可辨的理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學者,回頭研究中國古典或近代文學時,即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⑧這種“闡發法”是在否定中國古代文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即先否定掉中國文論話語,認為中國文論“缺乏系統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平實可辨的理論”,既然中國文論不行了,那理所當然地要用西方文論來取代中國傳統文論,“故晚近受西方文學訓練的學者??即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這種“以西代中”,即否定中國傳統文論,而代之以西方文論話語系統的做法,幾乎是“以西釋中”的必然歷程。

　　這種“以西代中”,其實是主動放棄自己的理論話語,自我放棄民族文論話語權,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中國文論的“失語”。中國現當代的文學理論,正是這種“以西代中”的產物。20世紀近百年的文學理論研究,除了《人間詞話》、《談藝錄》、《管錐編》等少數“以中融西”的論著,以及古代文論的校勘整理如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楊師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等以外,絕大多數文學理論著作都走上了“以西釋中”、“以西套中”乃至“以西代中”之路。20世紀中國出了多少部文學概論性的著作,我們幾乎快數不過來了,但這些文學概論著作有著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以西代中”,也可以說基本上就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從血統上就是地道的西方文論話語。這種西式文論話語,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熟悉西式話語的學生與學者,這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再寫出如《人間詞話》、《管錐編》那樣“以中融西”的杰出論著來了。這樣一來,我們就幾乎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摹仿,只能操著西方文論話語蹣跚而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原創性,使得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在世界文壇毫無地位可言。這種狀況已引起了我國文論界的高度警覺與深刻反思。

　　三

　　在新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理論在深刻反省上一個世紀的文學理論研究的狀況之后,提出了不少觀點和看法。這些觀點,與上一個世紀之交的轉折不同之處在于深刻反省中國文學理論的現狀,呼喚中國原創性的文學理論。

　　1991年,毛時安在反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時指出,當代文論的狀況是“別人有的我們都開始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沒有”⑨。錢中文先生與童慶炳先生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的領軍人物,近年來他們一直在倡導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工作。錢中文先生的《文學原理———發展論》一改過去“以西代中”的模式,努力用中國文論話語彌補當前文學概論的不足。書中融入了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筆說”、“文以氣為主”等內容,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轉折和變革。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更是將中國文論中的“意境”等理論以完整的章節加以論述。該書影響頗大,深受學界好評。葉維廉先生主編了一套《比較文學叢書》,他在《叢書》的總序中說:“在我們的研究里,不隨意輕率信賴西方的理論權威。在我們尋求‘共同文學規律’和‘共同的美學據點’的過程中,我們沒法避免‘壟斷的原則’(以甲文化的準則壟斷乙文化) 。”

　　中青年學者中,也有不少人站出來反思當前文學理論的困境,他們都共同認識到,僅僅依賴西方文論,中國文論不可能有出路。曹順慶于20世紀90年刊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和著作,提出了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構想,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和長期論爭。中國中外文論學會于1998年在西安召開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專題學術討論會,掀起了重新認識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的高潮。《文學評論》也辟出專欄,專門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問題,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內的許多著名學者及中青年學者都參加了這一學術討論。

　　曾經失落的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在今天為什么又開始受到當代文學理論界的高度重視? 這種大規模的關于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化、關于中國文論“失語癥”和“重建”的學術討論和學術論戰,實際上是中國文學理論另外一個轉折的開始。這個轉折,從微觀上看,是在“以西代中”的深刻教訓和學術界長期反省的情況下產生的。從宏觀上看,這與當今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遷密不可分。東方經濟與政治的復興,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東方文化的復興。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是經濟的、政治的復興,也是民族文化的復興。而中國文學理論的轉折與建構,也必然與此同步。這不是哪一個人的一廂情愿,或者某一些人的一廂情愿,而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使然。

　　如果說上一個世紀之交從“以西釋中”到“以西代中”的文學理論大轉折是歷史的必然,或者說是中國文論的宿命,那么,在新的世紀之交,對“以西代中”的反思與檢討,則預示著又一次歷史的必然,中國文論必將實現另一次轉折,即在融會中西文論的過程中,以我為主地重建中國文學理論話語。

　　注釋：

　　①②舒蕪等編《中國近代文論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第752、753頁。

　　③④⑤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年,第218、215、216頁。

　　⑥季羨林:《東方文論選·序》,《比較文學報》1995年第10 期。

　　⑦孫津:《世紀末的隆重話題》,《文藝爭鳴》1995年第1期。

　　⑧古添洪、陳慧樺:《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序》,臺灣東大圖書公司, 1979 年,第1—2 頁。

　　⑨毛時安語,《批評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