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范文范·弗拉森后代科學

　　本篇文章是由《中國哲學史》發表的一篇哲學論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貫徹“雙百”方針，提倡理論聯系實際，學術結合時代，深入研究與探討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為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哲學和文化，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范·弗拉森的科學哲學，在當今西方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不僅影響著科學實在論從“正統”走向“修正”，而且促成了科學哲學的第三條道路——后現代科學哲學。本文將就此問題作出論述，并指明和解決范·弗拉森思想中的悖論。

　　一、范·弗拉森與當代科學哲學轉向

　　科學實在論的發展，是當今西方科學哲學的主流。但是，近二、三十年來，由于科學實踐的實際狀況不斷與科學實在論的科學觀相分離，因而其陣營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化：一方面，科學實在論紛紛轉向修正的實在論;另方面，在反實在論的強勁沖擊下，形成了后現代的科學哲學。

　　眾所周知，較為正統的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學說是：“科學關于事物本質的說明為真，那些事物的本質是真實存在的”[1];科學理論真理性的唯一說明是科學預見的成功;后繼理論是典型地建立在前驅理論的觀察知識和理論知識之上的;從關于可觀察現象的論斷之真理性可以推出關于不可觀察現象的論斷之真理性;如此等等。

　　然而，當代科學實踐卻提供了許多反對科學實在論的事實。第一，在當代科學實踐的發展過程中，科學家們并不懂得如何做一個實在論者。現代物理學家在研究物理領域時，并沒有確定的本體論承諾，他們所說的理論，其本體論承諾是經常改變的，或者說，“物理學家本體論承諾的性質似乎是隨著他們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論而變化的”;任何觀察也只能給含糊的本體論圖景提供量上的豐富性，“當一個物理學家用一個理論從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時，或者集中于某一層次的理論之仔細說明和詳盡闡述時，他的言談像個實在論者;而在和另一層次有特別聯系的本體論承諾方面，則不太像個實在論者”。[2]當代物理學中的本體論承諾有著大量的結構，這些結構來自于經常轉變的表述、解釋和理想化的范圍，來自于物理學家所從事的不同種類的活動、不同水平的表述和不同的理論運用，來自于物理學家活動的變化從而改變本體論的特征。

　　第二，由于當代科學尤其是量子力學、當代物理學，已經涉及了一些非充分決定論的領域，所以，雖然科學認識的本質要求得出決定論的結論，但量子領域的隨機性現象與低概率特征、量子測量的相互作用性質的明顯化，使人們無法以往日的科學認識本質來要求量子力學。在這些科學領域，理論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學都要高，我們既無法證明其真理性，更無法確證它所指稱的實體的本質是否客觀地存在。在量子力學中所產生的不同的多種解釋，突破了以往的科學以一個模式或某些普遍規律囊括一切的框架。

　　鑒此，反實在論者對科學實在論發起了攻擊。前后說來，有庫恩、勞丹、施太格繆勒、范·弗拉森等。相比之下，范·弗拉森則是較為容易被人接受的反實在論者。

　　范·弗拉森對科學實在論作了如下反駁：(1)“不存在任何提供證據的說明之成功的問題”[3]，我們當作證據的東西本身不是無可置疑的”[4]。(2)“沒有任何根據使我們相信所接受的理論為真，因為它不是一個認識論的原則”[5]，“理論具有不可觀察的含義，證據并不保證得出理論為真的結論”[6]，真理是科學認識的產物，而相信則是一種心理作用。(3)“科學家的目的是發現關于世界的事實[7]，而“做一個經驗論者就是要抑制置于超越實際可觀察現象之上的信念，認識到自然界沒有任何客觀的形態”[8];“科學活動是……適合于現象的模型建構，而非發現關于不可觀察物的真理”[9]。因此，任何斷定科學理論與實際世界的一致性、斷定科學理論的真理性的作法都是形而上學的，與科學的實際是不相容的。范·弗拉森對科學實在論的反駁，其實質在于：其一，從語義學的角度理解科學理論的結構;其二，從語用學角度理解科學理論的接受運用。這兩個方面也是范·弗拉森對當代科學哲學的杰出貢獻。

　　范·弗拉森認為，科學哲學的中心任務是要理解科學理論的結構，理解科學知識的增長問題。這兩個問題也就是科學理論是什么與做什么的問題，“是什么”的問題涉及理論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做什么”涉及理論與其運用者之間的科學活動關系。他指出：“科學哲學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的基礎研究，關心理論的內容和結構;另一類是一方面解決理論與世界的關系，一方面解決理論與其應用者之間的關系。”[10]前者屬于認識論領域，后者則屬于非認知的領域。范·弗拉森作出這種區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因為，科學是由語言構成的，理解科學就是理解科學語言，科學知識的增長也就是科學語言的不斷創造與豐富。但是，語言一方面具有所指，另方面它又起交流作用，兩者都與理解相關。由于人們在理解或交流中存在不同的語境，因而就具有不同的意義。范·弗拉森把科學理論區分為語義的和語用的方面，使人們對科學的理解有了新的進展。

　　根據范·弗拉森的見解，理論與世界之間并非一一對應關系，理論只是大致地反映了實在世界。語義方法的重要性之一，就是能用比傳統的邏輯經驗主義更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處理意義問題，因而形成一種前景可觀的經驗論意義理論。范·弗拉森堅持認為：“我們的觀點就是：在自然語言和科學語言中，那些不僅僅具有外延關系的術語之間有著意義關系，……并且，這種意義結構是根據模型(始終是數學結構，最通常的是某種數學空間)而得到表述的。”[11]在《科學理論的語義探討》一文中，他進一步認為，指導科學理論意義結構的模型可以包容大量與實在的任何要素不相一致的結構。因此，在語言和實在之間的聯系是以數學模型為中介的，它也許是一個極不完全的聯系，哪怕是最好的理論，也是如此。這說明了人類在認識物理世界時所起的建構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經驗的意義是同模型的概念結構相聯系的。

　　由于范·弗拉森使用了語義方法來理解科學理論，因此，真理僅僅屬于語義學，而不屬于科學實踐的評價。在科學實踐中，理論之真或假，是受語境影響的，即受到語用因素的制約。換言之，在科學實踐中，理論必然會受到各種因素與先入之見的污染。

　　范·弗拉森認為，“就命題而言，真是最重要的語義性質。如果實際世界適合于這個命題，那么這個命題就是真的：但是，如果某些詞或在語法安排中，命題具有依賴語境的語義作用，那么真理就絕對沒有意義。我們必須向著語用學再進一步。”[12]語用的因素是與科學語言的使用相關的，任何與說話者或聽眾相關聯的因素都是語用的因素。

　　科學的語用學是探討科學理論的運用者和理論之間的關系的，這種關系即理解與說明的關系。范氏認為，運用科學理論與論證理論是有重要區別的：第一，科學理論只是一個關于實在世界的大概模型，當我們論證科學時，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真或假，但在運用理論時則不然。正因理論是個模型，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種模式說明具體現象。況且，說明現象時，是與使用理論的人相關的。正如維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一樣，這是一個類似語言游戲的問題。第二，理論作為模型，包含著對可能世界的認識，而說明則要針對具體的現象。第三，如果理論使用規范的語言或邏輯，把實在世界作為其摹本，那么，理論的運用則是使用自然語言的，是與使用這種語言的場所、語境等因素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范·弗拉森的這種見解，已經給當今的科學哲學指明了另一道路。自從邏輯經驗主義產生以來，科學哲學一直徘徊在客觀性問題上，沉湎于證實。而自漢森、圖爾敏之后的歷史主義學派則揭示了科學的主觀性。科學的本質是客觀抑或主觀?自古以來這都是一個難解之謎。建構主義在這個謎上亮出了一個謎底：沒有純粹的客觀，只有通過主觀的建構。那么，究竟如何建構科學理論呢?范·弗拉森已經向我們表明：必須從兩方面來豐富和補充科學這部巨著，一方面，是依賴于可觀察現象建構關于實在世界的模型：另方面是依賴于使用者別出心裁的理解與解釋。這樣，古老的科學哲學問題就轉變成了我們如何豐富、理解科學語言的問題了。這恰恰是當代科學哲學語言轉向的顯著特征，即后現代科學哲學的顯著特征。

　　二、范·弗拉森對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推進

　　從總體上說，范·弗拉森實現了當代科學哲學的語言轉向;而具體說來，范·弗拉森又制訂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初步綱領，從而推進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縱觀今天的范·弗拉森的思想，他的這種推進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范·弗拉森反對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堅持要擺脫傳統經驗論的束縛。他認為，基礎主義是一種認識論“幽靈”，應當摒棄。他說：“現代哲學是一種對基礎的探求，而當代哲學則廣泛地把這種探求作為錯誤加以摒棄”;“上一代哲學的錯誤是纏綿于證實，總的說是囿于認識論的基礎主義”[13]。在范·弗拉森看來，基礎主義退出歷史舞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今天，基礎主義仍是一個時刻騷擾我們的幽靈，特別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是一種新的基礎主義形式。他批判庫恩與費耶阿本德的思想，堅持認識論與實用主義相結合。他主張：“只要可能，就把這些問題明確地與科學聯系起來，在任何情況下，都關注科學的某些實用方面，并認為科學是給我們提供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