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論文發表譯者話語權之女性主義研究

　　這篇哲學論文發表了譯者話語權之女性主義研究，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也是操縱的工具[9]。譯者在翻譯中掌握話語權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跳出原文化的圈子，打破主流意識，發揮譯者主體性。論文探討了譯者話語權研究現狀和女性主義翻譯。

　　摘要：話語權是人與人之間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核心。在當今譯界，譯者話語權面臨窘境，重塑話語權成為當務之急。而在翻譯女性文學作品中，譯者因囿于話語權而使女性的身影被迫隱形。鑒于此，譯者在翻譯實踐中要想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首先需掌控話語權，運用多種翻譯策略或進行譯文再創作;其次需擺脫父系語言的束縛。

　　關鍵詞：哲學論文發表,譯者話語權;女性主義;翻譯策略

　　縱觀國內外,我國翻譯界存在著一邊倒的現象。外文翻譯成中文一直是國內翻譯界的熱潮,而中文作品的對外翻譯相對較少。50年代對蘇俄革命理論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對美國經濟文化書籍的大量譯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中國經典作品的對外翻譯雖然備受重視,大量的翻譯工作也正在進行,但其數量和影響力遠遠不及外文譯成中文作品的影響之大。從譯語文本理論角度來說,翻譯活動實際上是由譯語文化里的各個系統所決定的:翻譯什么,怎樣翻譯,都是由譯語文化的需要或譯語文化的規范決定的[1]。

　　1譯者話語權研究現狀

　　受當時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娛樂需求的影響,譯者在作品選擇方面缺少發言權,譯文多是出版商或者贊助人指定翻譯任務。贊出版商或贊助人根據自身需求以及目的，要求譯文達到一定的商業宣傳效果或起到相應的政治目的，利用話語強勢對譯者及譯文進行干涉。在整個翻譯活動中，贊助商與譯者只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譯者只需發揮自身語言功底，按照出版商或贊助人的指示即可完成任務，無需介入話語權。同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抑或囿于時間的限制，譯者的主體行為需在規定時間段內完成。原作品的作者往往因譯文而赫赫有名而譯者被淡化忽略。人們翻譯把翻譯作品的創造價值誤以為是原作者的思想而忘卻譯者的功勞,譯者也不能與原文作者同樣享有翻譯作品的版權,翻譯作品不能作為任何科研成果的憑據，翻譯稿酬無法與譯者創造的價值相匹配。翻譯工作者長期以來面臨著話語權缺失的窘境。譯者地位處于譯界最底部，缺乏對作品的解釋權和說明權，譯者的聲音被埋沒[2]。1.1譯者話語權之窘境在國內學術界,譯者缺乏話語權,至少可以說,話語權處于弱勢。由于譯者對自身的社會身份與地位處于低勢，譯者似乎缺乏自信，對譯文所做的貢獻也不敢承認。關于作品鑒賞，評論界意見也是無法達到統一。譯作的著作權長期得不到認可。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無法擁有主動權,直譯盛行一時,強調譯者的隱身，究其原因一是譯者對翻譯實踐的貢獻不被認可;二是翻譯實踐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束縛,對文化移植的方向尚未確定。在譯學評論界中，翻譯工作者缺失話語權。翻譯“一邊倒”現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譯任務決定的,實質上反映了譯者話語權的缺失。譯者話語權受國家意識形態和軟實力等因素影響,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參與力度、發言權、回應度、執行力等與譯者話語權的發揮密切相關。當今科技發展格局和經濟現狀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翻譯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西方的科技發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滲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給譯者的作品帶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勢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強勢文化。由于國家軟實力的不平衡導致語言、文化之間的相對不平等,原語文化的強勢勢必影響到譯者在選材上話語權的缺失，使得譯者只能擁有相對狹小的話語權行使空間。1.2譯者話語權的重塑譯者缺失話語權勢必造成譯者受外力的制約和操控，不僅束縛翻譯實踐創作，而且翻譯理論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創新。譯者話語權的重建勢必在行。從理論上說，譯者話語權的建立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譯者的權威性;二是翻譯作品內容的可信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譯者的權威性不代表話語霸權。譯者的權威性是建立在對譯入語文化的尊重條件下、對原語文化背景的了解下的理性權威，而非將譯者的觀念強行加如譯入語。其必要性要求譯者擁有良好的翻譯素質，掌握熟練的譯語表達技巧，借用邏輯思維[3]以理服人，以文育人，做語言友好的傳播者。

　　2譯者話語權下的女性主義翻譯

　　要在譯本中找到女性的身影，發掘女性的聲音，探索女性的思想，就必須通過譯者來構建。對話語權的掌控能夠讓譯者充分發揮主體性和創造力，同時能夠為翻譯作品中女性話語權的掌控提供更有效的途徑，使女性的聲音在譯文中被聽到。關于女性主義翻譯的背景及其相關研究，國內和國外學者都持不同意見。但無論何種研究結果，譯者們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創造，讓女性的身影在譯文中再現，讓人們感受到她們的存在以及女性思想迸發出的奇妙火花;通過各種形式譯論爭得了在譯學研究中的話語權[4]。2.1譯者話語權下的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策略翻譯與語言轉換密切相關，所以性別問題不可避免的影響到翻譯研究。Simon曾經說道“很難相信翻譯竟然在女性思想的熏陶下發展得如此之快。”(Simon，1996)。由于女性的解放，女性思想致力于打破男女之間的不平衡，反對男性帶來的不公平，壓迫以及從屬地位。DeLotbiniere-Harwood曾經在Abouttheherinother的序言里面說道”這個翻譯運用了各種女性翻譯策略來讓女性在語言中顯現。這表明Harwood是堅定地站在女性的立場上的。她采用干預手段闡述了自己對父系語言的不滿和失望。而且她把翻譯看做是一項政治實踐，來幫助婦女們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中的平等權利。除此之外，Kolias“女性譯者和女性工作者從婦女運動中覺醒，反對社會無視她們存在的價值，并渴望自己的工作和翻譯在社會中得到認可[5]。”受后殖民主義以及結構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女權主義者逐漸關注女性的地位，意識到要改變女性的地位，必須提高女性話語權及加強身份認同，打破以男權為中心的翻譯體系，喚醒女性的主體意識。女性翻譯理論認為，翻譯的目的不再是原文的再現，而是一種對文化的干預和協調活動，打破傳統的原文和譯文的等級關系。傳統翻譯強調對原文的忠實，認為性別隱喻是構筑“忠實”或“信”的基礎，能從某種程度上強化原作者對原文的權力話語。法國翻譯家GillesMenage(1654)使用的隱喻Lesbellsin?fidels(不忠的美人)，意即譯文要么美，要么忠實，兩者只可擇其一。翻譯就像婚姻一樣應該忠實，忠實隱含著“譯文(女人)和原文(丈夫、父親或作者)之間的契約[6]”。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原文象征著父權話語，高高在上，威嚴不可侵犯，“注視”著譯者和譯文的一舉一動，Chamberlain認為這種說法是對“女人和譯文的傳統式貶低[7]”。“女性必須獲得語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須先從語言著手[8]”要想讓女性的地位得到落實，就必須讓女性的角色在字里行間中顯現，并讓世界看見或聽見女人。Simon認為，在女性權利和地位得不到彰顯的年代，女性的角色在譯文中總是得不到顯現。在此過程中，譯者同女性一樣，地位處于邊緣地帶，話語權處于低等地位，而原文總是至高無上的。人們評論譯文總是帶著挑剔的眼光以男性的威嚴審視其“忠”還是“不忠”，譯者的地位也受到挑釁。譯者經過多方努力，采用多種翻譯策略，力圖使女性的聲音在譯文中得以發出，使她們的身影在譯文中得以顯現。譯者通過對文本創造性的改寫，為原文增添了活力和創意，為女性身份的凸顯提供了隱性基礎，同時譯者的身份也得以彰顯。這種女性主義翻譯策略重視譯者的思想，強調了女性思想，使整個翻譯活動不再為原文和原作者主導，而變成了原文、原作者、譯者的合作，是一項建立在女性主義基礎上的翻譯計劃。2.2譯者話語權下的中國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中國版本的文章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同時國外文學也陸續被翻譯成中文。除此之外，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作者大量發表關于女性解放思想的文章。在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女性翻譯家對文學的翻譯體現了這一時期人們對男女平等的迫切愿望，極大的彰顯了女性話語權。女性權利是女人最關心的話題之一，因為她們一直向往著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五四運動之前，如果必須要提及“他”或“她”時，就會用代表男性的第三人稱單數來指代。對此，女性不能忍受這種不公平待遇，并嘗試用各種方法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沈興仁把自己定義為女性主義者，并用新的詞匯來指代女性。在TheEditor[6]第一章中，沈把“她”或“她的”譯為“伊”而不是“他”。英語原文這樣寫道：Mrs.Evje:Halvdansooftentalksofher.Harald:Yes,Ibelievesheisthebestfriendhehas.中國版本：艾夫人：哈弗頓常提起伊的。哈：是的，我相信伊是他的好朋友。[9]漢字“伊”反映了譯者掌控話語權的欲望，而話語權在這之前一直是為男人擁有的。沈興仁用這個字反映了她內心的愿望，正如“cyprine”(美人)在世界范圍內不斷被引用。“cyprine”是一個法語單詞，指女性的私人生活。這個術語在法國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起初出現在Bandlair的FleurduMal以及其他一些同性戀者和女性作者的作品中。然而，字典里面找不到它，因為“詞匯創造者不想讓女性接觸這個單詞。”[10]法語“cyprine”來源于希臘文字，賽普洛斯—古希臘愛的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出生地。伴隨著女性主義意識的逐漸覺醒，英語便把法語的”cyprine”借來并刪除最后一個字母“e”指代漂亮的女性。總而言之，“伊”在翻譯中的出現說明女性意識已經開始在翻譯和各類作品中凸顯。沈興仁的譯本“伊”無疑是當時對“she”和”her”最具有代表性的翻譯，體現了女性的身份和其個人的性別意識，并將沉默已久的女性融入文學作品，是早期的現代中國追求女性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國文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國文學的翻譯，女性譯者為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們通過操縱譯文，打破了父系社會的觀念，建立了一種新的平等概念，掌握了話語權，并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名著《鏡花緣》的譯者林太乙強調女性主義思想，呼吁女性反抗壓迫，追求自由，要求與男性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教育機會以及參與政治的權利。如下例：中文版本：話說這位秀才名敖。英譯版本：TheHsiu-tsaiTangwascalledAo.[11]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譯者運用直譯來解釋了學術名第“秀才”。目的語中的Hsiu-tsai是對的那個事皇家考試名次最低的解釋。在皇家考試中，如果學生得第三名，就被成為“探花”。若不加解釋，受眾者易對名次感到困惑，更不解語言中的深層含義。為此，男性的學術名第以及男性的形象和社會地位就會大大削弱。下面是譯者以女性的立場上對女性學術名第的解釋：中文版本：因想當今既是女皇帝，自然該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輔州。[11]英文版本：IthoughtthatsincewehaveaFemalEmperor,theremustbewomenministersandadvisersatcourt.[11]在此，“女秀才”“女丞相”被分別譯為女部長和女檢察員，這表明譯者對此譯本采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林太乙采用意譯來翻譯女性名第和頭銜，譯文和原文基本上是對等的。西方讀者對此很容易知道女性在法律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女學士”“女博士”“女儒士”被譯為“LadyScholars”，“LadyDoctors”,“LadyMasters”。女性因有了榮譽頭銜而使其地位得到凸顯。此舉被認為是女性話語權和身份認可的一大突破。譯文旨在使女性的角色在文本中得以彰顯，同時試圖弱化或抹去男性的存在。因此在該譯文中，女性被認為擁有比男性更多的政治力量。在林的翻譯生涯中中，其創造性地提出要把話語權利的構建從父系語言中解構出來，發展女性特性，為女性概念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實踐性的努力。

　　3結束語

　　同時，話語在父系社會統治下必然成為男性的代言人，也會束縛和限定女性的思考和創造能力。因此，譯者要想讓女性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女性的觀點被聽到，就必須通不過不懈的努力，使自己擺脫傳統的語系束縛，獲取獨立話語權。然而能夠把握話語權，絕非易事。為話語權而戰，挪用與改寫在所難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把性別帶入了翻譯研究領域，強調了譯者主體性。譯者不再是隱形的，而是通過掌控和操作源語文本為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開辟了新視野[12]。者應在忠實原語文化的前提下跳出翻譯思維框架，或與外籍人士合作，合理推敲譯文，提高譯文的流暢性和可信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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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趙穎.為話語權而戰——論女性主義翻譯策略的合理性[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7(10):31-33.

　　作者：葉秀君 黃影妮 單位：廣西科技大學

　　推薦閱讀：《中國哲學史》(季刊)創刊于1982年，是由中國哲學史學會主辦、《中國哲學史》編輯部編輯的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理論性、專業性學術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