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的明治維新論對日本研究的啟發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時期很多年輕有為的學者提出了很多見解，這對于國家的改革是非常有幫助的，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論。他們雖然各有特征，但是也有其共同的理念，他們將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動力歸結為豪杰之士的英雄氣概，并強調養成這些因素與漢學密切相關。而且他們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一面，尤其是中國優越于日本的內容。這種“異中求同”的思維偏向阻礙了對日本文化的深入探討，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過程中的盲目性。而如今的日本研究，應該仍然重視“同中求異”，做到“誠求而善學”，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

　　關鍵詞：清末維新派,明治維新,異中求同

　　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梁啟超曾撰文感嘆中國勤于學習日本的明治維新，無論是學子負笈還是官方考察，都想以他們所學到的經驗來“施諸有政”，但是，其結果卻是“擬之也彌似，而去之也彌遠。日本之所以致富強者，我襲而取之，則不得強而得弱，不得富而得貧”[1]114。為什么?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再回過頭來重讀當時的維新派是如何看待明治維新的①，或許可以為思考這個問題找到一些線索。

　　一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他自己是將它作為“明治維新史”來寫的。1877年底，黃遵憲任中國駐日本使館參贊，1882年春離任時，有詩曰：“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 [2]105這里的“明治維新史”就是指他的《日本國志》。如果將明治維新的下限劃到1889年明治憲法的頒布，作為外交官的黃遵憲，不僅是明治維新的親歷者，因為他的積極活動，甚至可以說是參與者。

　　因此，《日本國志》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明治維新親歷者、參與者所撰寫的唯一一部“明治維新史”。其撰述的旨趣，作者也曾忍不住透露出可以將這部“務從實錄”的“史志”作為政治著作來讀的隱秘心態。其《日本國志書成志感》有言“改制世方尊白統，《罪言》我竊比《黃書》。”且在《黃書》下自注：“《王船山集》有《黃書》”[2]116。眾所周知，《黃書》作為一本政論著作，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先聲。

　　黃遵憲對明治維新的認識，牽涉的問題很多，對明治政府實施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其態度也不都是肯定的。從整體而言，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黃遵憲認為明治維新的動力是“處士之功”和“漢學之力”。他在《日本國志·國統志》中將日本歷史變遷的“治亂之由”概括為四個環節：依次為“在外戚擅權，移太政于關白”“在將門擅權，變郡縣為封建”“在處士橫議，變封建為郡縣”“在庶人議政，倡國主為共和”。其中后兩項即為幕府滅亡、廢藩置縣和明治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是什么力量推翻了幕府呢?“幕府之亡，實亡于處士。”他認為：“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而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足顧惜。于是奮然一決，與幕府為敵，徇節烈者于此，求富貴者于此，而幕府遂亡矣。”

　　929而“處士”的思想基礎，是《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說。早在1880年，黃遵憲駐日期間為日本學者藤川三溪的《春秋大義》所寫的序文中，對《春秋》尊攘之說在明治中興之業中的關鍵作用已經作了精辟的解說。在《日本雜事詩》中也強調過倒幕“卒賴以成功，實漢學之力也”[2]30。《日本國志·學術志》的“漢學”一章中，也明確肯定明治中興之功乃收漢學之效。

　　第二，黃遵憲強調明治維新是一個“順人心”“結民心”的漸進過程。首先，明治維新的各種改革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自維新以來，舉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損益，朝令夕改，月異而歲不同”[2]821。不斷損益、摸索，其軸心何在?他解釋說：“尊王之說自下倡之，國會之端自上啟之，勢實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恐諸藩有為德川氏之續者，又務結民心。”[2]929唯有順應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改革事業才能最終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國統志》篇末列舉了日本朝野圍繞是否應該速開國會的兩派論爭，“保守之說”另當別論，其概括“調停之說”所用之詞句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為一人，茍專為一人，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權于舉國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為萬世不墜之業”[2]930云云，與王船山《黃書》中論“宰制”部分中所謂“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繁輔而制其用”[3]508的分權思想和“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3]519的反專制論，何其相似。從他對明治政府“下詔己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的評價“論其究竟不敢知矣”這看似懸疑的八個字后面，“留心時務者”自當能察知個中是非曲直之究竟。

　　第三，倡導西學中源，為變法維新掃除心理障礙。主張西學中源者，自明清以來，至今仍不乏其人。在黃遵憲這本灌注了其“憂天熱血”的《日本國志》中，為了倡導變法圖強，也著力倡導此說。其《學術志》曰：“余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于墨子。”不僅其立教源于墨子，而且還強調“其用法類乎申韓，其設官類乎《周禮》，其行政類乎《管子》者，十蓋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學，散見于周秦諸書者尤多。”[2]1414等等。他更加關注的是“百年以來，西國日益強，學日益盛，若輪舶，若電線，日出奇無窮。譬之家有秘方，再傳而失于鄰人，久而跡所在，或不憚于千金以購還之。今輪舶往來，目擊其精能如此，切實如此，正當考求古制，參取新法，藉其推闡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來，惡其異類而并棄之，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何其隘也!”[2]1415這方面，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對于非其所固有的格致之學，能夠“降心以相從”，發憤自強，因而骎骎乎有富強之勢。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強調：“況古人之說明明具在，不恥術之失其傳，他人之能發明吾術者，反惡而拒之，指為他人之學，以效之法之為可恥，既不達事變之甚，抑亦數典而忘古人實學、本朝之掌故也已。” [2]1415通過明治維新，“蕞爾國耳”的日本放下身段效法西學，已經從事實上證明這是一條可行的自強之路，何況這些格致之學本來源自中國，因此于情于理都沒有不效法的道理了。

　　二

　　再來讀讀康有為的相關論述。在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呈《日本變政考》的一個月之前，他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譯書局印)所寫的序(1898年3月16日)中力說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是由“處士浪子發憤變政”、由“義士游俠熱血漲力發蹈之所成”。而其《日本變政考》所述，如康有為在跋文中所言，“其變法之次第，條理之詳明，皆在此書。其由弱而強者，即在此矣”[4]274。該書實際上就是一部編年體的明治政治史。在康有為看來，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不斷“刮垢除舊，改良進步”的過程。作為維新最終成果的明治憲法，也是“經百十之阻撓，過千萬之叢弊”[4]48，“幾閱歐美之考求，幾經再三之改錯，而后得此”[4]274。

　　而且康有為特別強調其起步與過程之艱難，正是因為日本經歷了如此艱難而獲得了成功，因此可以成為中國變法維新可靠的向導。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效仿日本，他甚至為光緒皇帝列好了時刻表：“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4]105其自信的基礎，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的各種條件比日本都優越，如在自然和社會方面，“我廣土眾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而經濟上，“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加上與日本文化、習俗相同的一面，所謂“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大陸矣。”[4]104-105而且進一步在《日本變政考》跋文中強調，因為“其守舊之政俗與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4]274就是說中國也只能效法日本，舍此別無他途。而其有效性的根據是建立在對中日文化共性的基礎上的。

　　康有為也思考過明治維新的各種變革和新政，最根本的是什么?中國學習它應該從何下手?他認為首先是制度的變革，具體而言是官制的變革，最重要。制度建設固然重要，康有為也認識到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夠執行新法的新人。“執舊例以行新政，任舊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當者也。故惟此一事，為存亡強弱第一關鍵矣。”[4]137尤其他注意到基層的行政執法者的重要性。“今日百政，皆下知縣。而知縣選之甚輕，捐納軍功，皆可得;任之甚重，兵、農、學校、賦稅、訟獄，皆責于一人。彼未嘗讀其書，立此志，如之何而責其行也?知縣不奉行，則無一政能逮于民者，如此而望新政之行、自強之效，豈非卻行而求及前哉?日人新定府縣制，而盡廢舊制，誠得變法之本矣。” [4]194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說的都是一個道理。

　　三

　　說到梁啟超，他雖然沒有留下關于明治維新的大部頭專著，但是明治維新對他的影響，或遠遠超過黃遵憲、康有為二人。他自己也說：“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于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于如己國然。蓋吾之于日本，真所謂有密切之關系。”[5]186與直接涉及明治維新的相關論著相比，其傳授學習日文經驗的《和文漢讀法》一書，或更有影響。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中現身說法：“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對于所輯《和文漢讀法》，更是胸有成竹，謂“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

　　之所以認為容易，也是由于多看到中文與日文的相同之處。如他所言：“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6]81這種讀法，他自己也曾在《東籍月旦》中解嘲說是“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6]83

　　梁啟超的論著中涉及日本幕末維新之處不少。首先，他也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乃是幕末諸豪杰之所賜。而其中尤其推崇吉田松陰。在梁啟超的思想變化中，無論是傾向于革命還是傾向于立憲改良，吉田松陰都是他重要的思想資源。當他的思想傾向于革命的時候，認為吉田松陰的“打破局面”的破壞精神是日本維新的主動力;而他的思想回歸到立憲改良的時候，還編譯《松陰文鈔》(1906年)來為立憲派助威。在《松陰文鈔序》中他強調“日本維新之業，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動力，必歸結吉田松陰。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造者矣。”甚至“雖謂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陰所感化焉可也。”這種“新精神”是什么呢?

　　他在這篇序文中沒有明說，只是提到“事業與學問皆枝葉也，而有為事業、學問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則枝葉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葉，本則撥矣，夫安所麗?”[7]360這個“本原”借用吉田松陰的話說就是需要刻意厲行的“勤王敵愾”精神，對此，梁啟超批注曰：“此言不啻詔我輩”[8]248。在他看來，維新中國的創造也要在維持既定的“國體”這個本原的前提下進行。

　　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論，最精彩之處當在其《日本預備立憲時代之人民》一文，而此文實為一篇“明治政黨史綱”。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詔預備立憲，聲稱“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篇文章正是因此而作，目的在于借鑒日本的經驗。總體而言，他認為明治憲政得以成立，是政府和人民雙方力量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尤其強調人民的要求具有決定性意義。日本憲法之運用，其成績斐然可觀，明治憲法，從形式上看雖是欽定憲法，但從根本上看，其動機發自人民。因此，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國民努力的結果。效法日本，就是要效法其國民。他強調“凡善良之政治，不可不求其基礎于國民。”如果“國民政治不發生，而欲國家即于盛強，是又欲入而閉之門也。”[7]387而中國當時的國民都將“政治”作為“政府當道者之專有物”[7]389，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消極態度，敬而遠之。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淡薄，即便政府頒布預備立憲上諭，也將難見成效。

　　梁啟超雖然沒有一部專門的明治維新著作，但是他曾直接參與了大隈重信所編《開國五十年史》(漢文版在1909年9月由東京印刷株會社出版發行)漢譯稿的校對馬冰潔：《〈開國五十年史〉與明治日本的文化輸出》，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第11屆博士生日本研究論壇資料集《東亞視閾下的日本與中國》，該論壇2017年3月18日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舉行。。該書漢文版發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這與梁啟超等立憲維新派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也對此書極力推薦，說“茲編所記載，皆出彼都元勛碩儒自舉其所閱歷者，以資其后昆及與國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無其途焉。”[1]115針對那些主張直接學習歐美，認為日本一切制度學藝皆裨販歐美而不愿做再傳弟子的觀點，梁啟超主張“吾茍誠求而善學者，則日本已足以資我而有余。若其不能，則事事模仿歐美，而畫虎類狗之丑態，必更甚于今日數倍，有速其亡已耳。”[1]114怎樣才稱得上是“誠求而善學”?我們學習日本為什么會出現“擬之也彌似，而去之也彌遠”的現象?

　　四

　　對這個問題，如果從當時的革命派來說，道理可能很簡單。眾所周知，比如章太炎就說立憲本來就不適于中國，因為在他看來所謂憲政，不過是“封建世卿之變相”罷了。中外歷史及世界大勢在他眼里，“歐洲、日本去封建時代近，而施行憲政為順流;中國去封建時代遠，而施行憲政為逆流”[9]396。又說：“世人徒見歐洲、日本，皆以立憲稍致清平，以為四海同流，中國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間之相同，而不悟時間之相異，其亦疏繆甚矣!”[9]397就是說，方向走錯了，當然是只能漸行漸遠、越學越壞了。

　　不同的政治立場大概不足以拿來代替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學理性分析。維新派的明治維新論還是可以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一些線索的。如上所述，我們可以從中讀到一些基本相同的理念。比如，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將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動力歸結為豪杰之士(處士、俠士、志士)的英雄氣概這種精神的因素，而養成這些因素之土壤無不與漢學有關。又如，他們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甚至是中國優越于日本的方面，因此對于效法、學習日本的制度、語言都充滿自信。他們的認識也各有特點，比如黃遵憲基本上屬于傳統知識分子的范疇，他寫《日本國志》，雖然材料是日本的，但那是作為傳統的中國史書來撰寫的，如他在《日本國志敘》中所言：“今之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2]819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而康有為的經世意識、帝師觀念非常鮮明。他研究日本，并非對日本本身感興趣，其出發點在中國。其《日本變政考》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我皇上閱之，采鑒而自強在此。若棄之而不采，亦更無自強之法矣”[4]274。他也意識到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到中國就弊竇叢生，最終他將其歸結于中國官制之積弊太甚。

　　相對而言，梁啟超或要理性、嚴密得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意識到中國與日本有根本的不同，認為日本再好的著作也只能作為中國的參考，而不能照搬。在《東籍月旦》中介紹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林次郎合著的《新編倫理教科書》時，他說：“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書亦精心結撰。但專為日本人說法，日本國體民俗有與我國大相反者，故在彼雖為極良之書，在我則只足供參考而已。”[6]87就是很好的例證。只是這種不同還沒來得及仔細品味、研究，就很快因為應急、速成的現實需要而被表面上的似乎相同所掩蓋，因此將對象簡單化了。

　　梁啟超只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而給予這個問題以清晰的解釋的，或許要數周作人。他根據自己研究日本語言文化的切身經驗，在1942年初發表的《日本之再認識》一文中強調：“如果只于異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異，只是主觀的而不去客觀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這恐怕至少是徒勞的。”[10]92他說：“我們前者觀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與自己近視者加以鑒賞，不知此特為日本文化中東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與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點，此正是極大幻覺，最易自誤而誤人者也。”[10]92-93可是到今天，還是有許多人不重視對日本作“客觀的考察”，不去下功夫尋求“中國民族所無或少有”的“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還不時能夠聽到有人片面強調以中國人的主體關懷去讀日本史，甚至說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國史。這種“‘中國式’日本研究”或認識，可否謂之“誠求而善學”，仍然還是一個問題。

　　[參 考 文 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三冊[M]//《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2]陳錚.黃遵憲全集(全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5.

　　[3]王船山.黃書[M]//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538.

　　[4]姜義華，張榮華.康有為全集：第四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七冊[M]//《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

　　[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M]//《飲冰室文集》之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

　　[7]夏曉虹.《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8]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9]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M].徐復，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0]鐘叔河.周作人文類編·日本管窺[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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