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轉型與創新

　　摘 要: [目的/ 意義]人工智能時代,新技術的應用擴張和創新突破,對輿情治理相關理論供給與制度安排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方法/ 過程]本質上,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背后,是技術流變在發揮決定性作用。 將輿情治理視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基于對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背后的技術流變,以及技術之變帶來的治理困境進行抽象分析,提出治理創新的舉措建議,有利于打破輿情治理陷于復雜現實的盤根錯節,走出迷失于具體問題的桎梏,避免就治理談治理。 [結果/ 結論]研究發現,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可能面臨技術賦權難度加大、服務性質不突出和信息資源失真的困境,應推動輿情治理創新。 一是充分運用新技術賦權輿情治理,實現“以技治技冶;二是加強政府輿情治理的服務性建設,聽取“八方意見冶;三是建立網絡化輿情治理監督體系,以打通“虛擬與現實空間冶。

　　張新平; 金夢涵， 情報雜志 發表時間：2021-08-11

　　關鍵詞: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智能技術;治理創新;信息

　　1 問題引出

　　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與以往不同嗎?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應用在我國的不斷拓展和創新突破, 尤其是產業變革與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人工智能新技術已然成為萬億級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轉型與優化升級的核心驅動力量。 國家戰略部署層面,人工智能應用發展和規范治理被高度關注和重視,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指引》等一系列文件。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技術已成為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 就輿情治理而言,現代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擴張和創新突破, 不僅重構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環節,而且改變了信息生產、處理、流通、使用和情緒表達傳播的方式,對輿情治理等相關理論供給與制度安排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回答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與網絡時代的輿情治理有何不同,首先須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 人工智能時代完全不同于過去的網絡時代,作為網絡時代的延伸,人工智能時代以網絡時代為基礎,但在生產結構和社會生產力層面與網絡時代有質的區別,人工智能時代改變了網絡時代“管理者+機械冶 式的生產結構, 是資本整合下“管理者+智能化工具冶 式的生產結構, 社會生產力跨越式提升[1] 。 故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與網絡時代的輿情治理,既有區別也有聯系。 這表現為:(1) 技術依托不同。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以人工智能時代產生的如大數據技術等新興技術為依托,對社會輿論進行技術革新,從而演變成更適合時代發展趨勢的社會態度,這種社會態度是圍繞作為主體的民眾基于政治、社會、道德等方面產生和持有的價值取向;網絡輿情以互聯網技術為載體,以事件為核心,是廣大網民情感、態度、意見和觀點的表達、傳播與互動的集合。 (2)內容范疇不同。 人工智能一般是指“包括機器學習,基于收集、處理和適應來自現實世界的數據的算法。冶 [2] 網絡輿情是指在互聯網上流行的對社會問題不同看法的網絡輿論的集合,其僅是人工智能時代輿情的一種形式,一定意義上,網絡技術應用擴張在前,人工智能發展創新在后,只不過,人工智能時代輿情的內容范疇更廣,二者在內容范疇層面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 (3)表現形式不同。 網絡輿情的表現形式主要是數字化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是技術分發、社群、綜合展現。 人工智能時代,網絡輿情并未消失,而是以“人工智能+網絡平臺冶的新興模式呈現,當前媒介融合方興未艾,人工智能作為提升生產力、傳播力與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互聯網商業平臺與主流網絡社交媒體,通過算法技術進行精準推送、個性化內容定制、機器人寫稿與“中央廚房冶 建設等,促進了輿情在網絡平臺上借助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長足發展。

　　破解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特殊性理論難題,還須探明智能應用對輿情治理產生的革命性影響。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技術的滲透擴張,使得社會運行體系的整體性、高效性以及智能化顯著增強,因由技術對信息生產和傳播模式的改變[3] ,公眾信息資源獲取、觀點情緒表達以及傳播和互動交流變得更加暢通、高效和快捷。 誠然,鼓勵公眾言論自由,允許公眾通過線上平臺發表看法、表達情緒及其互動交流,體現了對公眾表達意愿的充分尊重與支持,符合現代法治精神和民權理念,但是高效、透明、一體化的社會系統,卻也暗藏輿情危機。 與此同時,囿于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的縱橫交錯、紛繁多樣和瞬息多變,以及輿情治理本身的復雜性,轉型期的輿情治理往往陷于人工智能時代的盤根錯節,迷失于具體問題的桎梏,更多的是就治理談治理,未能看到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背后,是技術流變這一核心在發揮決定性作用,缺乏從整體性視角透視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轉型邏輯[4] 。 簡言之,新興技術加速應用擴張的人工智能時代,信息流動傳播、公眾意見表達及情緒釋放渠道方式的革命性改變,迫使治理者必須回歸本源、回歸技術、回歸理性,重視并妥善處理好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這一時代性難題,以防范小輿情釀成大危機,進而增加社會風險,影響我國公共安全,甚至危及主權安全。

　　藉于此,本文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將輿情治理視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通過對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背后的技術流變,及其帶來的治理困境進行抽象分析,擘畫出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創新的理想預制進路,并提出具體的舉措建議。

　　2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轉型邏輯

　　自 1994 年我國接通國際互聯網以來[5] ,輿情逐漸成為一種外在于統治權力的制衡力量。 為應對輿情發展與治理的需要,政府部門紛紛采取公信公開制度,在新浪微博、公眾號、頭條號等平臺聽取民意,掌握民情, 更好地發揮輿情監督的作用。 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技術的應用擴張加速并放大了這一效應,技術不停息的創新突破和智能化進程不間斷的縱深推進,尤其是伴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在網絡社會中的迅疾滲透升級[6] ,作為輿論傳播介質物的媒體平臺,不論是形式還是數量都呈現出激增態勢。 與此相伴隨, 公眾意見表達的數量與密度亦井噴式展現出來。 事實上,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背后是技術流變在發揮決定性作用,輿情流動傳播技術、輿情生態系統及其治理現實都在發生變化,技術的應用擴張正在形成獨特的輿情傳播及其治理邏輯。

　　2. 1 技術從“爬蟲分類冶向“算法分發冶流變

　　本質上,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背后是技術流變在發揮決定性作用。 前人工智能時代,信息更多基于技術分類在百度、谷歌搜索引擎或者門戶網站不同板塊傳輸流動,網民關心的社會輿情信息及其觀點情緒的表達,主要通過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等背后的爬蟲技術,完成訪問、抓取以及整理互聯網上的多種內容,從而分門別類的建立一個索引數據庫,用戶通過線性的方式找到自己想關注的輿情信息。 如圖 1 所示,搜索平臺通過建立索引庫,打通文檔庫與用戶接口之間的通道,實現根據人們檢索的關鍵詞展示其所需要和關注的信息,其呈現的內容是基于“爬蟲技術冶進行的分類后抓取而來,并經過大數據快速掃描篩選,最終呈現出公眾所看到輿情信息。

　　人工智能時代,信息也逐漸從用戶搜取被動輸出轉為新媒體平臺的主動輸出,化被動為主動,進一步增強了網絡媒體的服務性。 今日頭條、微博熱搜、知乎問答等,這種基于算法實現智能推薦、分發的技術可稱之為“算法分發冶,智能化算法分發技術的應用使得平臺可以根據用戶的搜索、瀏覽提供并推薦相關問答,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7] 。 人工智能時代, “算法分發冶 技術已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如圖 2 所示,抖音短視頻基于算法分發技術,實現社會輿情熱點信息逐漸從用戶自行搜索轉移到抖音平臺推薦,利用大數據技術整合分類,根據用戶的個人喜好推薦相關信息,真正做到“量身定制冶。 豆瓣、知乎等話題小組討論平臺的興起,促進了輿情群落性的發展,以話題為單位的輿情信息在算法分發的大數據技術下將信息快速傳播給相關主體,更能引起相似人群的共鳴,促進輿情的快速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算法分發冶并沒有完全取代傳統的基于“爬蟲分類冶的人工分發技術,作為算法分發的基礎,爬蟲分類和算法分發二者共同存在,為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流動傳播與有序治理提供技術支持和保障。

　　2. 2 技術變化帶來的是輿情及其治理之變

　　一是, 輿情的傳播速度加快。 伴隨信息技術的應用擴張和滲透升級,社會的信息化程度不斷縱深推進,原有的紙質媒體在人們的生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傳播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快速的數字化媒體。智能機器、分眾傳媒、大數據技術等的普及和發展,將紛雜繁多的信息進行數據化整合,尤其是借助算法分發技術,將整合后的數據分門別類地第一時間呈現在大眾視野中,這既是新聞傳播時效性的需要,也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推動輿論傳播產生革命性變化的表現。從傳播時間角度看,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傳播更直接亦更迅速。

　　二是,輿情更加聚焦。 以前人們對社會熱點動態發表觀點看法與表達情緒態度,需要先通過搜索引擎或門戶網站了解關注,方才知悉當下的社會熱點話題和事件。 信息“算法分發冶的人工智能時代,熱搜排名以及通過算法計算直接將社會熱點輿論進行排序,使社會熱點以明確的序號降序排列和呈現出來。 同時, 量身定做的個性化推薦,會直接將某一社會熱點輿論或第一時間按呈現在用戶眼前,引起大眾的興趣,進而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情緒態度。 因此,人工智能時代,輿情不僅傳播更快,熱點輿論會更熱,輿情將更加聚焦。

　　三是,輿情治理機遇與挑戰并存。 某種意義上,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機遇與挑戰并在。 技術及其之上的輿情之變,必然對輿情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擴張和創新突破,再一次革新了信息的生產處理和傳播使用方式,數字化、技術性、去中心化、無邊界性的信息傳播發酵,以及漣漪效應下次生輿論的擴散,熱點事件往往還黑白不分時,儼然已成為網民的輿論場與表達物[8] ,政府機關發現傳統的人工手段難以完成對智能世界輿情的管理控制,任何政府單一主體、單純行政手段的輿情治理顯得蒼白無力。另一方面,智能技術的加速運用,基于局部數據進行的輿情治理將不可能被全量樣本數據替代,治理將更注重相關性而不再是因果關系,特別是現如今,數據技術已經逐漸滲透到各行各業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9] ,更科學、更有效、更智能的輿情治理將在人工智能時代成為可能。

　　申言之,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機遇與挑戰并存,智能技術應用與之帶來的人們觀點看法發表與情緒態度表達的改變,以及輿情的成型流變,都對輿情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這是輿情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語境下的時代議題,也是本文研究展開的價值所在。 當然,智能技術的應用擴張也帶了全新的歷史機遇,基于輿情治理轉型邏輯的整體性把握和抽象性分析,通過對技術優勢的創新性轉化,實現以技術治理技術,賦能輿情治理實踐,進而將相應理論進行提煉升華從而形成治理機制和范式,這對提升我國輿情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構建中國輿情治理話語體系,建設我國輿情治理良好生態環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3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困境檢視

　　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運用和創新突破,信息的數字化和媒體的線上轉移,尤其是微博微信、抖音短視頻、知乎豆瓣小組等新興平臺的勃興,使得民眾信息知情權的行使和話語權的表達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發展,這為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和公共信息傳播提供了強力支持。 然而,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的應用擴張和智能化程度的增強,在加速了社會結構從整體性集中性向多元化演進,使人們的生活生產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時, 諸多輿情治理轉型的現實性難題、理論性障礙和機制性束縛也隨之浮出水面。

　　3. 1 輿情治理技術賦權難度加大 在新媒介技術賦權與政治制度保障的雙向互動中,輿情已然成為推動社會有機運動不可或缺的要素。 隨著智能技術尤其是大數據技術的應用逐漸走向成熟,輿情治理必須回歸技術本身,通過大數據平臺進行監測和分析,利用模擬仿真、數據分析與文本挖掘等方式實現對輿情的監測、研判,方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治理舉措[10] 。 但多數情況下,輿論的故意導向很容易造成輿情環境的混亂, 對于突發事件利用現有的技術很難及時地掌控,這是輿情的復雜性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這主要表現在: (1)人工智能時代輿情傳播變幻莫測。 技術的加速應用和社會智能程度的提高,今天的世界早已變成了互聯互通的地球村,時時刻刻發生在全世界各地的事情都有可能是一個又一個的熱點輿論,成為潛在的輿情爆點,這加劇了輿情治理的復雜性,考驗治理者的輿情治理水平和能力。 換言之,若稍有不慎,無法在復雜多變的輿情傳播過程中抓住痛點,或者淺層“觸網冶多而深度用網少,缺乏對輿情流變和技術運行規律的整體把握,自然無法及時有效處理突發的輿情難題。 (2) 媒體與新興技術融合難度加大。 在現代新興技術不斷涌現的時期,主流媒體卻出現發展滯后,運用新技術、新手段創新不夠[11] ,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不適應新時代,難以滿足公眾的新需求等現實性問題。 新興技術更新換代和媒體引進技術不能夠同步進行,仍沿用老套的模式、手段,很難滿足公眾對于信息接受日漸嚴格的要求。 在很多輿情治理體系中,對于大數據技術的融合還不夠深層,有些僅僅用于捕捉數據,并沒有真正起到分析預判、提供決策的作用,因此,如何利用技術及時掌握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是我們現在所需要關注的現實性問題。

　　3. 2 輿情治理服務性質不突出 網絡新媒體平臺作為一種新式服務平臺,對于輿情治理往往更需要展現服務性質[12] 。 但是在當今人工智能時代下媒介機制轉換、網絡媒體系統化升級當中,政府等對于輿情的操控日漸式微,服務形式不夠新穎、服務能力不夠突出、服務效果不夠顯著。 如微博上的政府官方微博由于其特殊的定位很難在微博上產生強大的號召力,也必然導致了在突發性事件中沒有強大的力量掌控大眾輿論走向、由此泯滅在大眾的聲音中。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服務性質不突出的表現有二:一是政府輿情治理理念落后。 理念影響行動,理念跟不上行動就會出現偏差[13] 。 目前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輿情治理中尚有不少依然延續傳統的管理理念,著重于輿情應對處置和引導,忽視了輿情檢測和判研分析,使得政府無形中處于被動地位。 而面對突如其來輿情危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受固有的定式輿情應對思維影響, 擔心家丑外揚,政府的公信度下降,羞于或不敢面對事實,于是選擇以“逃避冶的方式來回應公眾輿論監督, 不及時處理并回應,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然而, 地方政府這種在關鍵時刻“消音冶 的做法只會讓公眾覺得是在欲蓋彌彰、逃避現實,往往更易激起廣大網民強烈的憤怒和指責,于是刨根問底的質疑開始在網絡蔓延、發酵,大大折扣了政府形象,輿情危機也就在這個過程爆發。 在“沉默螺旋效應冶之下,若政府引導不到位、不及時,往往助長謠言氣焰,反而導致了輿情范圍的擴大,網民開始隨意解讀和猜測,對國家的穩定和團結十分不利。 這種落后的治理理念經過諸多失敗的教訓證明,通過這種方式不僅不能順利解決問題,還通常會適得其反,把政府推到負面輿論的漩渦之中,嚴重損害了政府的正面形象,大大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二是官方輿情治理權責分工不明確。 官方系統化服務觀念薄弱、專業化團隊稀缺與協同化治理缺位的情況屢見不鮮。 官方權責劃分不夠明確,管理方式不夠完善, 服務體系相對混亂,統籌謀劃和調動各方輿情要素資源效能不足,一旦發生突發事件,政府便很容易陷入 “信息孤島冶的狀況,從而被動地跟隨輿論發展方向, 不能夠有效地牽動輿論事件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 尤其是近些年來政府對于輿情治理一直采取如“天網冶行動等行政手段進行干預,對于公眾意見的自由表達權利造成或多或少的損害。 輿情治理對于官方服務人員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服務人員的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服務的水平,進而影響了網絡社會輿情治理的總體水平。 通過加強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的方式,能夠有效地改善輿情治理官方人員服務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推進輿情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3. 3 輿情治理信息資源失真 信息資源失真是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面臨的重大難題。 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新媒體的不斷發展,正在不斷改變著大眾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等方面的行為方式。 日新月異的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給傳統媒體的發展帶來的不僅是機遇,也會使傳統媒體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民眾在享受新媒體帶來的數字化信息的便利的同時,也很容易被網絡上的錯誤信息所影響,輕則影響自己對實施的分辨能力,重則影響到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一方面,智能應用使輿論信息真假難辨。 輿論雖然可以及時地反映民意信息, 促進了信息資源共享和傳播。 但是如果不能及時地辨別輿論的真偽,在經媒體等故意引導之后,很容易讓民眾接收錯誤的信息,從而被有心之人利用,傷害更多無辜的人。 大眾傳媒作為傳播信息的一種媒介,它本是縮短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距離,促進民眾信息的交互, 讓世界人民的認知得到同步發展并達成共識,凝聚人的知識力量,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工具, 而不應該成為不法分子手中制衡社會正義、堂而皇之地將謊言變成所謂的“真相冶,干擾人們對事實的正確探索的尖刃。 另一方面,網絡噪音降低了輿情信息的可信度。 生活在互聯網信息時代,公眾每日接受的信息千千萬萬,但這其中往往泥沙俱下。 海量信息垃圾、網絡詐騙犯罪、淫穢色情直播泛濫、電腦病毒猖獗、社會輿論分散等等問題層出不窮,這種種被稱為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噪音冶。 20 世紀 40 年代,香農和韋弗在《傳播的數學理論》一書中,第一次從傳播學的角度引入了噪音的概念。 信息無法在一個封閉和真空的環境下進行傳播,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噪音成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14] 。 在網絡環境下,由于網絡媒介自身所具有的特點更加劇了網絡噪音對于網絡傳播的影響。 網絡噪音是新媒體時代無法避免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網絡噪音的源頭,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網絡噪音的中間傳播者,這在某些情況下更加速了錯誤信息的傳播,讓更多民眾接收到錯誤的消息,讓真相掩蓋在歷史塵土中。

　　4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創新的預制進路

　　4. 1 運用新技術賦權輿情治理———實現“以技治技冶 “雖然萬物皆顯出自發偶然之態,但實際上遠比想象中容易預測。冶 [15]人工智能時代輿情傳播因智能應用而在、憑智能技術而興,破解其治理存在的理論性束縛和機制性障礙,需要基于輿情傳播與治理演進邏輯的整體性把握和智能技術的規律性認知,善于運用爬蟲分類、算法分發等技術手段,主動聚焦、分析、整合歸納搜集相關數據,利用技術治理技術,賦能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破解輿情治理模式存在的技術賦權難度大之困局,提升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可預測性。

　　4. 1. 1 善于運用智能化算法推薦技術 智能化算法推薦也稱個性化算法推薦,主要指利用用戶的一些行為,通過一些數學算法,推測出用戶可能喜歡的東西。 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須充分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成果,借助智能化算法推薦技術從治理理念、技術運用、方法層面進行綜合治理,通過以技制技提升輿情治理的智慧含量,引導輿情健康有序發展。 (1) 治理理念層面,樹立智能化的治理理念,轉變將人工智能技術僅作為一種工具的刻板印象,將智能化思維融入到輿情的動態治理中,把人工智能視為未來輿情治理的最大增量;(2)技術應用層面,善于運用“一核多元冶的輿情治理技術模式,即以算法分發技術為核心, 同時融合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前沿技術對輿情數據采集、網絡謠言控制、智能算法分發等進行反制與優化,引入區塊鏈技術,利用共識機制、點對點技術、非對稱加密技術、時間戳、智能合約等核心技術方法對網絡謠言的各個階段進行綜合治理,不斷優化和調整搜索平臺、社交平臺、資訊訂制平臺的算法系統,進一步提升算法推薦的透明度和可信度[16] ;(3)方法層面,重復利用輿情群落性的特點,采用邊緣計算方法,使輿情多維信息特征獲取計算推向前端,將人工智能時代的信息數據化,從過往的靜態條數據向動態、系統的海量數據過渡,通過海量數據的挖掘捕捉到社會輿情的發生規律和潛在影響因素[17] ,從整體上考慮輿情特征信息如何采集和集成,提高輿情特征數據挖掘效率和 輿 情 趨 勢 預 測 精 度, 探 索 輿 情 智 能 預 警 機制[18] 。 簡言之,以智能化輿情算法分發技術為基礎, 變革輿情數據采集方法,對輿情區域分布和統計分布進行分析,更好地把握各種信息傳播社交平臺與互聯網媒介交叉相互影響下的輿情流變規律及其對輿情走向的影響,促進輿情治理格局多元化。

　　4. 1. 2 構建大數據輿情監控和預警模型 當前, 我國正處于從網絡輿情研究向包括大數據技術在內的人工智能時代輿情研究的轉變之中,先前的輿情監測和預警模式因存在分析結果的評判機制缺失、輿情趨勢研判能力不足、數據預處理以及監測維度和分析技術等方面的不適應[19] ,決定了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不論是輿情數據的獲取和挖掘,抑或是信息發布的時間和內容及其中間過程均須更加精確科學、及時有效、規范有度,為輿論引導管控爭取寶貴時間。 這要求:(1)建立健全輿情信息趨勢研判機制,采用邏輯推理、趨勢外推、回歸分析、時間序列、馬爾柯夫鏈等方法,增強關聯輿情信息的預測分析能力,進而正確研判輿情發展趨勢,把輿情監測的重點從單純地收集處理現有數據,轉向對輿情發展的深入研究判斷;(2)利用大數據等人工智能技術對輿情檢測和預警進行多維度分析,以往的輿情治理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大眾話語表達的內容層面,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為核心的大數據分析技術深入內容層面背后,探尋大眾心理、行為、動機、訴求等多維度信息,以增強輿情的監測和預警能力,同時,構建時間、數量、顯著、集中、意見五個維度為主的輿情監測和預警模型,利用大數據技術整體把握輿情發展進程、趨勢特點和內在規律,革新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收集整合監管技術,逐步形成制度化、線性化的輿情治理體系架構,突破“信息繭房冶的割裂擁塞,共建信息融通的平臺[20] 。

　　4. 1. 3 建立專門化、專業化的媒體數據庫 以大數據技術、云計算等人工智能技術為技術內核,建立專業化、專門化的媒體數據庫,基于海量數據的分析、挖掘和可視化,促進輿情智能化處理,注重大數據的延伸,建立良好的統計模型,將輿情信息加以整合歸納, 不僅能為輿情發展及時提供充足的資料信息,而且可以因為輿論走向的預判提供核心技術支持。 構建社會熱點事件的發現、追蹤、挖掘及預測的完整生態。 (1) 在輿情數據收集方面,隨著微博、微信、知乎等新媒體和移動終端的發展,為公眾釋放話語權提供了更廣闊的輿論空間。 借助這一特點,利用大數據技術,在豆瓣、微博等信息共享平臺全面收集數據,將人們或喜歡討論的時事熱點,或對某些事件的“吐槽冶和“差評冶, 還有大量的網友態度、活動地點等信息,通過文字語言處理、數據庫系統綜合分析等技術,進行算法分類,將輿情信息數據化,整合歸納,從而建立專業化的媒體數據庫,從無盡的大數據世界中挖掘某些事件的萌芽信號、歸納輿論觀點傾向、掌握公眾態度情緒[21] 、并結合歷史相似或類似事件進行事件未來熱度的發展趨勢預測。 (2)在輿情數據共享方面,構建覆蓋全國的一體化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推進公共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地區共享。 在此基礎上,運用人工智能對海量非線性、異構、模糊數據作出分類、聚合、序列化等分析處理,并對新聞跟帖、微博熱搜、話題討論、彈幕等進行實時監控, 提高識別已知及未知輿情風險的效率,大幅升級輿情治理的精準度及自動化程度。 這樣便可以更加準確地把握網絡大眾輿情生態環境,更加有效地提高輿情管理水平。

　　4. 2 加強政府輿情治理的服務性建設———聽取 “八方意見冶 在媒介內容平臺和社交軟件蓬勃發展的當下,公眾面對不斷涌現復雜多樣的海量數據信息, 迫切需要主流官方媒體的真實地報道事件、激活靈感、引發深入思考,引導公眾合理接取、收納信息。 作為輿情治理的主力,政府應該緊密聯合媒體力量,充分利用媒體傳播速度快等優勢,堅持主流官方媒體關鍵時刻高舉旗幟、指正方向的作用不可代替,如及時對接新聞聯播、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第一時間傳遞真實數據,避免官方媒體出現傳播虛假謠言的事件發生,降低官方媒體的權威性。

　　4. 2. 1 建立全方位服務(OSC)模式 在大數據技術信息蓬勃的時代,建立各種信息來源和在線信息監管機制,增強積極回應大眾的服務意識,成為了政府綜合治理的共識。 建立全方位的服務模式,是基于全方位管理模式衍生出的更符合當下時代輿情治理要求的新型模式,全方位管理模式(OEC) 是指將組織核心目標細化至每一位組織成員,且每個人要對每日所做的事情做到“日清日畢冶的管理模式[22] ,即“O冶代表 o鄄 verall;“E冶 代表 everyone,everything,everyday;“C冶 代表 control,clear。 籍于此,全方位服務模式提出兩個 “S冶分別代表“ soak冶 (吸納風險) 和“ spare冶 (簡化程序)。 主要包括:(1) 在吸納風險方面,準確把握輿情的發展趨勢和走向,第一時間識別為危機輿情信息,評估輿情發展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減少以公權力為主導的政府專項治理行動帶來的權力直接干預網絡空間的道德風險和民意渠道受阻的風險,轉向精準對焦輿情干預的時機和節點,及時提取相關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關于緩解輿情危機的決策,在輿情尚未不可控制時及時掌控輿情走向發展,提升輿情疏導與掌控能力, 避免演變為更廣泛的輿論危機;(2)在簡化程序方面, 堅持國家提倡的“簡政放權冶 政策,在應對輿情危機時,將公眾的利益性訴求和合理性期待融合大數據算法進行數據化研究和探索,減少不必要的程序,直面回應民眾訴求和疑慮,主導搭建媒體的“話筒冶平臺,建立民眾意見信箱,將權利下放到媒體和公眾手中,發揮好輿情 治 理 的 服 務 性 質, 由 大 包 大 攬 走 向 收 放 有度[23] 。 加強政民輿情治理,吸取、鏈接整合更多的社會資源,積極建立全方位的服務模式,造福于民眾。

　　4. 2. 2 創新政府責任清單 由于人工智能時代輿情傳播的渠道和方式相對以往更具有復雜性,所以更需要政府作為主要的責任主體承擔梳理輿情信息和解決輿情問題的重任,堅持權責劃分的意識,促進政府、企業、媒體部門等多方綜合治理,提高應對輿情應急處置綜合效力。 具體包括:(1) 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黨政同責、部門共責、誰主管誰負責冶的原則, 依法依規做好輿情處置和引導的職責分工[24] 。 建立包括輿情信息內容整合、協調輿情治理工作、輿情治理陣地規劃等在內的責任清單制度,實施響應責任,避免緩慢響應和被動響應,尤其是明確涉事部門是輿情應急處置工作第一責任主體,進而及時引導輿情走向,改進自身錯誤,化解民眾矛盾;(2)堅持“分級負責、信息互通、上下聯動冶合力建設的基本要求[25] ,要確保人工智能時代政府輿情治理責任清單建設環節的實質化, 不僅要注重內化的力量還要注重外部的力量,即各級政府機關、企業、媒體聯動,合力打造保障輿情治理良性發展的生態環境,促使輿情治理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增強行業、屬地和企業主體監管責任,提高各單位對輿情重視和處置責任心。 各級公權力機關自覺將輿情治理納入現代政府理政范疇,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政府公信力,推動社會繁榮發展,為社會插上“ 自由冶和“民主冶的翅膀。

　　4. 3 建立網絡化輿情治理監督體系———打通“虛擬與現實空間冶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健康良性發展離不開嚴謹健全輿情治理監督體系。 這是因為,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難題的背后,隱含的是社會矛盾的顯現和激化,反映著的公眾關乎民生的時事熱點的民意訴求,如果沒有進行及時地管控引導和監督,其在線上虛擬空間與現實物理空間交錯復雜的傳播過程中, 不僅容易喪失真實性,不利于民意訴求的妥善落實,而且容易誘發新的輿情危機。 因此,作為新時代輿情綜合治理中重要的一環,須建立網絡化輿情治理監督體系。

　　4. 3. 1 建立信息資源長效共享機制 信息資源是智能社會線上與線下、虛擬與現實、網絡空間與物理社會互動交流的基本元素,建立信息資源長效共享機制,有利于這種互動交流通道與橋梁的搭建,有利于促進境內輿論與境外輿論、主流媒體輿論與民間輿論、商業媒體輿論與黨政媒體輿論等,多種輿論交錯融合、多種輿論場域聯通共治[26] 。 這主要包括:(1)創設輿情信息共享平臺,通過統一的信息分享平臺,將新興媒體和傳統媒體、中心組織和地方組織、公權力機關和廣大群眾有機地連為一體,形成線上線下治理合力,促進輿情信息資源貫通融合,方便信息深度挖掘和關聯應用, 提高輿情信息監督的效率,加快推進監督體系的轉型升級,讓民生福祉和信息福利落實個人的觀念走入千家萬戶,深入人心。 (2)創新打造“云治理冶綜合范式, 滿足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高標準、深層次的要求。 “云治理冶范式建立在以互聯網為主體的虛擬空間之上,是一種基于云計算技術、多主體聯網參與、數據共享等技術通過對輿情傳播中的數據資源和計算資源進行共享和統一調度,實現大數據模態下輿情信息常態化監督,提升事前輿情熱點發現能力,為事中和事后制定輿情治理策略提供數據支撐的高彈性治理范式[27] 。

　　4. 3. 2 加快輿情治理監督法治化路徑 法治化是現代國家的保障法律特有的強制性和指引性,使其當仁不讓地成為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核心措施。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尚處于灰色地帶,當前有關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法治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28] ,因此,須建立網絡化輿情治理法律制度體系,讓輿情治理回歸規則之治、理性之治,以法治之網應對一切越軌行為,使其付出相應的失范成本,以實現輿情治理的良法善治[29] 。 這包括:(1) 健全輿情監督法律法規體系。立法機關須加快數據管理、個人信息保護等立方工作步伐,通過創建典型輿情案例庫等健全輿情治理法律法規體系,以指導具體行政執法。 故此,既要在現行法律法規基礎上,通過立法形式進一步明確輿情治理的基本原則、主體、法律責任、應對措施等,形成統一量化的評判指標體系,又要明確各級政府、互聯網企業等向網絡數據中心提供和共享相關輿情數據的權利義務, 對數據的收集、發布、存儲、分析、使用和管理做出詳細規定[30] ,填補當前輿情治理監督立法中的空白;(2)強化輿情監督執法保障。 應加大執法力度,堅決打擊非法網絡公關和制造、傳播網絡謠言等輿情信息犯罪行為,將大數據技術等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輿情治理執法之中,利用數據的收集準確判斷虛擬身份背后的真實個人,有助于執法機關精準定位犯罪嫌疑人[31] ,不僅如此,同時明確規定非正當言論攻擊包括人身攻擊屬于侵權行為范疇,對進行言論攻擊的主體進行規范, 通過行政執法保護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營造健康有序的輿情傳播環境[32] 。

　　5 結 語

　　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的創新,不僅是各國、各級政府社會治理、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內容之一,更成為政府政治、行政、經濟職能有效實現的重要支撐[33] 。人工智能時代,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各類新技術的加速應用擴張和突飛猛進發展,不僅為輿情的產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臺,而且大大增加了輿情信息的傳播速度、滲透強度以及傳播受眾面,這使得轉型期的輿情治理與以往不同,須高度關注和重視。

　　本質上,人工智能時代輿情治理轉型的背后是技術流變在發揮決定性作用。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工智能縱深發展的新時代,智能應用愈發擴張突破語境下,虛擬空間、智能社會與現實社會交錯疊加,民眾情緒表達、利益訴求和思想交匯碰撞,探究如何創新性利用大數據、算法推薦、云計算等新技術輿進行輿情治理,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打造積極、健康的輿情治理環境,促使線上與線下、現實與虛擬形成良性互動的輿論場,營造一個“和諧有序冶的輿情治理氛圍,十分必要且意義重大。 誠然,人工智能時代的輿情治理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系統工程,本文無意也無力面面俱到,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機遇與挑戰并在的人工智能時代,輿情信息的生產、流動與傳播呈現的模態,以及其與社會互動交流的方式都已發生巨大變化,治理轉型與創新視閾下,基于輿論信息的智能分析和挖掘,強調輿情治理與技術的互動融合,將技術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并進行理論提煉形成治理范型,構建多元方式、多種手段、多維機制協同共治的治理進路,既是一種大膽的理論嘗試,更是對現實治理困境的有力回應,是推動我國輿情治理體系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益實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