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僅是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之一。他是這樣一個人，整個世界都根據他的作品來評斷俄羅斯，評斷俄羅斯神秘的心靈。”［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苦難問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2］77。從《窮人》中的杰符什金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的孤女涅莉，還有《罪與罰》中貧困的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白癡》中的梅思金公爵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無一例外地在承受苦難。為什么陀氏作品中有這么多關于苦難的描寫呢?國內研究者關于陀氏創作中的苦難描寫有如下觀點:“對苦難題材的偏好與他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有關。”［3］“陀氏為什么如此專注于描寫苦難呢?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陀氏自己充滿苦難的一生。”［4］

以上觀點側重于從社會學和階級論的角度去分析作家作品，也就是說對陀氏作品中苦難的接受“更多地是從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和人們的愚昧無知中尋找苦難和不幸的根源，苦難和不幸因此常常被認定為貧窮、受壓迫受欺凌、無知無識和不反抗”［5］展開的，這也符合中國文學中的憂國憂民意識。從社會學和階級論觀點出發得出結論:貧窮就是苦難，苦難就要反抗。在陀氏作品中，不但大量描寫苦難，而且人物是喜歡苦難、忍從不反抗的。所以有觀點說陀氏作品宣揚的是奴隸的道德，說他是沙皇的走狗。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基于傳統文化基礎上的對陀氏作品的誤讀。或許我們可以從宗教視角來理解陀氏作品中為什么寫這么多的苦難和人物，對待苦難的態度如此獨特。

一、俄羅斯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

早在公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季米爾使俄羅斯受洗，基督教信仰就扎根于俄羅斯文化，成為俄羅斯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俄羅斯的兒童是在朗讀詩篇中學會閱讀的，是圣經和禮儀的語言鍛造了民族語言并由此產生了斯拉夫語。”［6］26－27“在19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中，宗教問題具有決定意義。”［2］156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基督教會被俄羅斯人民很純粹地掌握，因為基督教真理的基礎是更加現實的［2］51。俄羅斯的使命就是基督教的使命［2］64。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并走上文學道路的，福音書及基督教文獻成為他最熟悉的文學文本。“沒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愛、更智慧、更堅毅和更完善的了，不僅沒有，而且我懷著忠貞不渝的感情對自己說，這決不可能有。不僅如此，如果有誰向我證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確實真理與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寧愿與基督而不是與真理在一起。”［7］

基督教信仰是很重視人的痛苦的，圣經中說耶穌基督為了拯救世人忍受了痛苦和死亡。在基督教看來，“痛苦是上帝使我們的心靈從塵世暫時的事物轉向永恒、轉向他本人的偉大的教育手段”。基督教被認為是關于受難、痛苦、犧牲、死亡的宗教，它給人帶來的是謙卑、溫良、慈悲、寬容。陀氏第一部有影響的作品《窮人》以其對“貧苦和苦難抱有一種極其深厚并充滿熱忱的同情”而贏得別林斯基的稱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的孤女涅莉最后像她母親一樣悲涼地死去;《罪與罰》中貧困的馬爾美拉多夫和他淪為妓女掙錢養家的女兒索尼婭相依為命;《白癡》中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場意外的大火中喪失了親人和財產，被地主托茨基收養的娜斯塔霞長大后做了男主人的姘婦，又面臨被拋棄的命運，最后被商人羅果靜殺死。他在作品中寫這么多的苦難，苦難成為他作品的中心。可以說俄羅斯宗教文化中的苦難意識是陀氏作品中大量寫苦難的原因之一，“俄羅斯文學問題面向受苦受難者”［6］32。

二、苦難在俄羅斯文化中的特殊意義

陀氏作品中的人物不反對而且喜歡苦難。比如《罪與罰》中斯維利加洛夫在同拉斯柯尼科夫談到杜尼婭時這樣說:她會成為一個殉難的人，當人們用燒得通紅的大鉗子烙她的胸膛時，她準會露出笑容來。她渴望趕快為了某一個人去受苦受難，要是達不到受難的目的，她很可能從窗戶里跳下去［8］553。受苦也是一件好事［8］534，受苦是偉大的事［8］536，我甘愿去受苦;在受苦中會產生偉大的理想。你要去受苦，難道這不是已經贖了你一半的罪嗎［8］604?地下室人也說:“人有時強烈地愛上苦難，愛到嚇人的程度。”索尼婭所蒙受的巨大不幸和委屈深深震撼著拉斯柯尼科夫。他竟伏在地上吻她的腳并聲稱:“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類的一切苦難下跪!”［8］375之所以有這種獨特的態度，是因為在俄羅斯文化中苦難有著特殊的意義。

(一)受苦是一種美德

陀氏作品中的人物為什么會喜歡受苦呢?有論者從哲學角度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人是喜歡受苦的這一事實，提出人有任性的權利。”［3］有論者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認為“陀氏的描寫往往觸及人的靈魂深處，他得出的最后結論是宗教信仰”［9］。只是從宗教角度解讀有點把問題簡單化，因為在對苦難的態度上，俄羅斯文學有著不同于其他基督教國家的特點，俄羅斯人更喜歡苦難。陀氏作品中的受苦難者有著俄羅斯文學里獨特的一面，“俄羅斯文學里，窮人比富人更接近神，罪者比賢者更接近神”［10］5。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喜歡苦難是因為苦難在俄羅斯文化里有其獨特的意義。“俄國知識分子對于個人苦難的認識，都深得基督教的真諦。”［10］12“俄羅斯人的道德意識很不同于西方人，這種意識更富有基督教色彩，俄羅斯對待過失和罪行是另一種態度，這就是同情那些墮落的受屈辱的人。”［2］248“受苦是一種美德，因為受苦才是有意義的事情。”［11］294神學家勒•蓋杜格維奇說:“在苦難中顯現出關于人，人的真正的和永恒的幸福的神明。為達到這種幸福，此岸的幸福不是絕對必要的，而時常是弊大于利。”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人們對待物質財富的態度:《罪與罰》中的斯維加洛夫把自己的財產贈給索尼婭然后自殺;被拉斯科爾尼科夫殺死的放高利貸的老太婆要把自己的遺產捐給教會，也都能體現這樣的特點。也就是說，苦難不簡單等于貧窮。“在陀氏眼里，苦難和不幸卻有著更為廣大的背景，貧窮與壓迫并非人生在世的唯一不幸，甚至也不是造成苦難和不幸的主要原因，人的苦難和不幸根植于人的生存悖論。陀氏認為，人類不可能通過結束貧窮和愚昧，使社會物質財富得到極大增長，甚至創造一個人間天堂而可以結束人類的苦難和不幸。就人的天性而言，他甚至寧愿沉溺于苦難，也不會像樂觀而膚淺的啟蒙主義者或功利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去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人惟有在原罪的教義及人與上帝的神秘關系中對自身之謎予以追問，才能通過個人的而非社會的努力，找到那可以使自己獲得救贖的力量。”［5］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對待苦難的態度源自俄羅斯獨特的宗教文化，人物在經過了苦難的煉獄之后往往獲得的是救贖，是精神的凈化和靈魂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