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個寡婦》有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從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窺探到自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這幾十年中，中國歷史的變遷；我們可以感受到傳統的仁義思想在處于政治權利邊緣的鄉村民間的巨大影響；當然，我們也可以在這部依然“彌散著闡釋者的魅力”的作品中看到人性的美好和不堪等等。這些豐富的文化層面的內涵使這部小說看起來更適合用文化批評的理論來解讀。俄國形式主義學者日爾蒙斯基曾說過：“如果說形式成分意味著審美成分，那么藝術中的所有內容也都成為形式的現象。”他的這種反對內容與形式的二分法的說法，雖有些偏頗，但為我們解讀文本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即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形式的因素，例如故事結構、系統符號、敘述視角等來探討《第九個寡婦》和其他小說的深層意蘊。

一、外在故事結構的轉折變化與人物內心的始終善良平穩形成了巨大反差

結構主義理論家，例如茨維坦•托多洛夫和羅蘭•巴爾特等人為，敘述性的文學作品一般可以看做是一個陳述句的展開，類似一個標準語句：主語+謂語+賓語的形式。陳述句展開也可理解為一個主題從平衡開始，突然間出現了不平衡，經過努力或波折，再回到平衡。俄國形式主義學者普羅普在《俄國民間故事形態學》中提到的俄國民間童話《雁鵝》很好地證明了這個觀點。小女孩的弟弟沒有丟失前，文本為我們呈現的結構是平衡的，隨著弟弟的丟失，平衡被打破了，經過了小女孩的努力尋找，最終找到了弟弟，故事結構又呈現出了平衡的狀態。這中間經歷的轉化被托多洛夫稱為“某些項目向它的對立或矛盾的方面轉變。”運用結構主義的這一觀點，我們來分析《第九個寡婦》。文本清晰地為我們展示了自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這一長達三十多年的歷史發展脈絡。在這巨大的時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運雖微不足道，但也確實是充滿了轉折和變數；外在故事結構的轉折變化就是在歷史的變遷和小人物反復無常的命運這兩個層次上展開的。蔡琥珀因為舍棄了自已的丈夫，從日本人眼皮底下認領了一個“老八”而變成了英雄寡婦；后來又變成了婦女會主任、史屯農業社的支部書記、縣組織部長、縣委書記，然而這些都沒有使她逃脫掛著牌子上街游行的命運，當年的神氣被沮喪、后悔、無奈取代。她在臺下看著戲中的自已，哭得那么傷心，再后來，她又回到了縣里工作。真是人生如戲啊。還有老樸，在文革期間，他從一個進步的、受眾人尊敬的作家一下子就變成了“反黨老樸”，命運的急劇變化使他措手不及。

在《第九個寡婦》中，個人的命運和心境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有一個人的內心始終平穩。她不明白什么叫“集體”，什么叫“反右”、什么叫“四清”，任世道變化，歷史變遷，就相信“啥也不如硬硬朗朗的，全全乎乎的”。這個人就是王葡萄。她不管孫懷清是外人眼中的孫掌柜、孫保長還是地主惡霸，她只知道他是她爹，所以，她敢冒死藏匿他；她不管老樸是別人眼中的作家還是“臭文人”、“黑筆桿”，她只知道他是一個可以和她分享同一個秘密的人，所以，她可以在紅衛兵走了以后，親切地叫老樸起來洗臉；她不管蔡琥珀是別人眼中的英雄寡婦、蔡主任還是“社會主義蛀蟲蔡琥珀”，她只知道她失意了，是個需要安慰的女人，所以，她說：“琥珀，啥事兒一會兒就過去了。”葡萄的內心就是如此的平穩善良，像一塊拒絕世事打磨的璞玉，永遠光彩照人。這與外在故事結構的變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從而使得讀者在“變”與“不變”中去品味人性中的真與善。

二、游走與兩個對立系統間的特殊符號對生命存在的常態進行了反撥，從而實現了陌生化的效果

喬納森•卡勒在《結構主義詩學》中說過“社會文化現象并非簡單的物質客體和事件，而是具有意義的客體和事件，因此是符號；其次，它們的本質完全由一個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構成的系統來決定因此如果要研究符號，那就必須考察使意義得以產生的關系系統……“”所以，結構主義首先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之上：即如果人的行為或產物具有某種意義，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這一意義成為可能的區別特征和程式的系統。”我們依照這樣的思路來審視小說，可以發現經典小說美學的環境概念，即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這可以被看做是一個系統，而人物則可以看作是符號，在這個系統中運行并產生意義。這個意義可能會被這個系統所肯定，但也可能被否定。在這個觀點的觀照下，我們來看《第九個寡婦》中蘊含的兩個對立的系統，或者是兩個對立的世界。一個是常人的世界，還有一個是侏儒的世界。常人的世界是被意識形態浸染過的，充斥著爭斗、運動、饑荒等等，而侏儒似乎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那里人跡罕至，他們靜靜地旁觀著正常人的殺戮，看到葡萄的兒子挺后，他們的臉上寫滿疼愛。在葡萄看來他們才算是真正的人。這兩個系統由葡萄這一個特殊的符號來鏈接。說她特殊，是因為她生活在常人的世界里，但她絕對不屬于這個系統，她是常人眼中的“瘋子”，永遠不知道懼怕是怎么一回事；按照傳統倫理道德的標準來看，她是不貞潔的寡婦。然而如果脫離了這個系統來看，我們會看到她淳樸善良、不諳世事的本性和她身為一個年輕女子對情感的真實訴求，這些作為使她看起來更加適合生活在矮人的世界里。

這個特殊的符號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我們對傳統女性的認識。生活在父權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遵循著“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儀禮喪服子夏傳》）的古老準則，一生都在追從于某個男人，缺少獨立的人格。而王葡萄幾乎沒有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相反，她身邊的很多男人都在接受著她的關愛，甚至是庇護。她的公爹孫懷清被她冒死救下并藏匿起來，從此，這個男人的生存便完全依賴于葡萄的照顧；她的丈夫鐵腦在日本人面前嚇得魂飛魄散，葡萄卻表現的無所畏懼，從容地保護了自己和自己的男人；她的兒子雖不在她身邊長大，但是葡萄一直掛念著他并為他選了一個好去處———遠離世俗紛爭的侏儒世界。此外，孫少勇在葡萄的指引下重拾被失落的親情，完成人性的復歸；反黨老樸在葡萄的關愛中度過人生的低谷，和這個女人在一起，他覺得踏實而溫暖……至此，我們可以說，葡萄以她的真誠和質樸贏得了眾多男性的信任和認同，在某種意義上，她成為了這些男人追從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