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法院”法令的產生及影響

都鐸王朝作為英國重要的歷史時期備受學界關注，尤其是伊麗莎白一世執政期間，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而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星法院”法令也是這一時期制定的，“星法院”全稱“星室法院”（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是由都鐸王朝第一任國王亨利七世正式創立的。伊麗莎白一世繼承了這一制度，這種法令的專制性和封建性在對新聞出版物的嚴厲控制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伊麗莎白一世“對一切有可能威脅君主權威的思潮、運動和因素都力圖加以消滅，并認為有權這么做”［１］。

（一）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星法院”法令

１５６６年，伊麗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通過英國的王室法院頒布一項旨在規范英國出版業的法令，即“星法院”法令（Ｓｔａ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Ｄｅｃｒｅｅ），這也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規范出版業的法令。該法令規定禁止進口和出版違反法規、禁令和印刷特權條例的出版物，并且還授予書商公會（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ｓ?Ｃｏｍｐａｎｙ）監察和查禁違背法令的出版物的特權。該法令表面上看是英國王室同書商公會的合作，但是本質上是將書商公會納入王室的統治之下，即書商公會的出版自由必須要得到星法院的支持。作為游離于英國正規司法系統之外的法庭，星法院主要處理普通法（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所不涉及的問題，以及直接關系到王室利益的問題。在星法院的法庭中央，有專門留給國王的座位，以及代表國王的王冠和權杖，其法官也都是樞密院和大法院的法官們。因此可以說王室將出版自由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這是因為在都鐸王朝時期“國王在這場變革中喪失了傳統的神圣靈光，只有求助于議會和法律的權威了”［２］。在其后的２０年中，星法院不斷強化對出版業的控制，并且形成了直接導致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出現的最終的“星法院”法令。法令規定所有的出版物必須在書商公會進行登記，沒有登記的出版物屬于禁書；除牛津、劍橋大學以及倫敦市外，一律禁止印刷。得到高等宗教事務委員會（Ｈｉｇｈ　Ｃｏｎｕｎ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Ｅｅｅ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ｅａｌ）同意方能夠增加新的合法的印刷商，出版之前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才可以印刷；作為監督機構，書商公會有處罰違禁出版的權利；書商公會可以對懷疑的印刷商進行搜查扣留以及逮捕的權利；對于學徒的數量規定只能有１－３人［３］。這樣的禁令是一種變相的書商公會的壟斷，也就是王室直接對出版業進行壟斷，勢必與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相悖。

（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出版業的狀況

斯圖亞特王朝（Ｔｈｅ　Ｓｔｕａｒｔ）繼都鐸王朝統治英國，其早期施政的綱領主要從都鐸王朝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那里繼承，盡管后來的宗教政策較之都鐸王朝后期產生了較大的反差，但是出版業方面則繼續呈現著專制的狀態。在１６３２年，“星法院”法令有了新的發展。由于當時歐洲的時局動蕩，政治開始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于是出現了新的傳播方式。但是這種傳播方式很快便又遭到星法院的限制。１６３２年星法院再次發布禁令，嚴禁一切新聞方式的傳播。六年之后這樣的禁令才出現了松動，伯尼（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ｏｕｒｎｅ）巴特（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ｕｔｔｅｒ）被政府授予出版新聞的特權，才算是出現了些許的松動。１６４１年７月，星法院被廢除，由星法院主導的新聞和出版審查制度也由此停下來。但是，星法院的禁令雖然停止了，政府的審查卻沒有結束。在星法院廢除兩年之后，長期議會又指定了一名固定的監察官去監督出版業的狀況，此舉招致了資產階級更大的不滿。

二、克倫威爾時期“星法院”法令變化

（一）克倫威爾時期的出版法令

在斯圖亞特王朝（Ｔｈｅ　Ｓｔｕａｒｔ）統治末期，查理一世倒施逆行地恢復天主教在英國的統治地位，致使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確立的宗教政策失去了繼續施行下去的基礎。作為清教徒和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克倫威爾的政策應該較之斯圖亞特王朝的政策有著較為強烈的反差。但是，在新聞業和印刷品審查方面，克倫威爾時期的政策卻延續了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的一貫專制作風。將與“星法院”法令一脈相承的審查制度繼續實施。內戰開始之后，新的新聞方式出現了，產生了早期的日報（ｄｉｕｒｎａ）的新聞報道形式。盡管報道的方式尚不完善，但是卻滿足了人們對于信息量的需求。這種狀況直到１６４９年殘余議會頒布法令禁止。在進入倫敦初期，克倫威爾為首的政府遭到了質疑。由清教徒組成的國會和國務會議并沒有比以前的政府更民主，因此，共和國成立后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輿論壓力。克倫威爾時期有了新的政策，有軍事管制、共和國的出版條例，國會的出版條例。在剛剛進入倫敦城之時，克倫威爾采取軍事管制，嚴格禁止長老派的著作，并且將出版這類著作歸為叛國罪的行列。軍隊可以任意逮捕發行和出售禁書的書商，將軍事管制作為限制出版業的利器。但是軍事管制畢竟只是過渡性的政策，并非是長久之計。在處死查理一世之后，出臺了共和國法令來管制新聞業的出版。１６４９年出臺了共和國法令，該法令是以“星法院”法令為基礎的，是１７世紀最為詳盡和規范的印刷規范法令［４］。該法令規定：除了牛津、劍橋兩所大學和倫敦外，準許約克郡（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和芬斯伯里（Ｆｉｎｓｂｕｒｙ）印刷和出版圣經；不允許將房屋出租給沒有政府承認的印刷商，并且禁止出版商制造與印刷相關的設備和鉛模；印刷商需要繳納３００英鎊的保證金，以保證不印刷違禁品；所有的印刷品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并且將印刷商的名字和審查者的名字附注在印刷品上，對于違反的出版物，一律由國會的秘書進行查收，并對違禁者以不同金額的罰款；禁止出版新聞書籍，之前的特許證作廢，并且對于假新聞的傳播予以禁止和處罰［５］。但是，這樣的政策顯然與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相左，不僅長老派詰責克倫威爾的政策過于苛刻，就連革命陣營中的平等派等派別也在非議共和國的禁令，于是隨即出臺了相對緩和的國會議案。該議案較之共和國法令有著些許的松動，但是總體來講，新聞出版業仍處于一個被壓制的狀態。克倫威爾對印刷出版業的管制是卓有成效的。１６５５年國會法令頒布后一個月，許多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新聞書、宣傳冊都被查封，只有《不列顛信史》和《公眾情報者》（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ｇｅｎｃｅｒ）兩個官方的新聞書得以幸免［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