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底層寫作”由一種冷門敘述變為一種熱門敘述，由一種異質批評轉變為一種主流闡釋，以及它來自于社會學范疇的這一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和龐雜性，致使在討論和批評的過程中出現了話語聒噪、魚龍混雜的局面，從而遮蔽了一些真正問題的存在。為此，有必要對“底層文學”批評作一整體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礎上去發現其內在話語的困擾和精神迷失，最終維護和推動“底層文學”及其批評的再深入和再發展。

一闡釋話語的無序

其實，對“底層”的關注并非始于當下，1990年代末詩人廖亦武就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系列，蔡翔1995年發表的散文《底層》更被批評家認為是較早在當下意義上使用“底層”概念的。但是“底層敘事”能被視為新世紀文學批評界“最為活躍的一個話題”卻與兩個事件相關:一是《天涯》雜志2004年開設“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專欄;二是曹征路反映當下工人階級命運的小說《那兒》在《當代》2004年第5期的發表。這兩個文學事件揭開了新世紀“底層”問題討論的序幕，“底層”概念由此進入批評領域并成為一個重要命題。

然而，由于底層創作和本身概念的龐雜性和曖昧性，批評界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判斷。一方面，批評者直指底層文學創作中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認為跟風式的寫底層、寫苦難具有了新的“題材決定論”傾向，底層文學的藝術性是粗糙的，情節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有批評家據此出發，認為其歸根結底為創作主體立場的空虛和價值判斷的缺失，是他們造成了“無根的苦難”。曹文軒、南帆等人則更進一步指責底層文學在情感表達上存在著憎恨學派、怨毒文學，是學院黑話癥、搶奪知識話語權和理論自娛癥的體現;另一方面，李云雷、劉繼明、曠新年、曹征路等人則極力為底層文學進行辯護，認為底層文學具有“新左翼”文學的性質，體現了新世紀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體現了文學政治詩學的重建。他們認為與階級、階層等左翼文化話語掛鉤的“底層文學”存在重振文學的抗議性、戰斗性精神。另外，在這些新左翼文學倡導者自我期許甚高的表述中，他們還或隱或顯地引用了80年代初的文學策略和術語，如稱底層文學是新的“先鋒”，是新的“美學原則”的建立。①

基于以上兩種價值立場的差異，最終導致在“底層文學”論爭中出現話語混雜、理論龐雜的局面，并常常糾纏于“底層如何表述”、“底層是什么”等一些無邊際的問題上，給當下現實批評語境造成了種種困擾。具體表現在:其一，是否存在一個整體性、純潔化的底層。有批評家把“底層”看成是一個整體的沉默批評對象，是一個等著被研究的對象個體，而沒有從社會學角度去看待其作為階層具有的不穩定性，看待它內在個體隨時可能向其他階層轉化的特征。有人則提出，許多“底層”的“自主性”話語中有著“太多被多年的壓迫扭曲的東西，但他們認識不到，他們認為是在表述自己，實際上卻在表述統治階級的思想”②。但問題是———世界上真的存在自我本真的“元表述”嗎?人的思想難道真的可以不受任何社會信息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而“純潔”地存在和發聲嗎?這里暗含有將底層純潔化的傾向。但絕對“純潔”的思想只是一種虛無，是不存在的。其二，底層可不可以表述的問題。一些批評家指出，只有“底層”才具有資格去判斷“底層敘述”是不是“真正地”呈現了他們的生活。但“底層”自我的表述就一定是其內在思想的體現嗎?內部思想與外在表達的鴻溝卻讓他們自己也不禁懷疑起來:“我們如何斷定何為底層的真正思想?又如何確定有多少思想其實是人性中共有的東西?什么樣的才是被‘扭曲’的東西?”③于是，即使“底層”具備了自我表述的能力之后，“但是不僅他們對知識者的表述的判斷可疑，而且他們的自我表述是否是真實的底層經驗而非意識形態制造的幻覺同樣可疑”④。至此，討論就陷入了一個悖論，即如果底層不能自我表述，那么“被代言”的就不是真正底層的聲音，但如果底層可以自我表述之后，其又不再從屬于“底層”，也就不能代表底層了。如此，“底層”將陷入一個無法表述的困境。其三，何為真正的底層?有人認為，我們“面對的只是一個被知識者敘述出來的‘底層’，真實的底層仍然處于一種匿名的狀態”⑤。于是，所有一切有關“表述”的討論都最終導向了“底層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有的批評家則為此提出要剔除“底層”自身的雜質，剩下的就是底層真正的思想了。但對底層的思想真的可以像剔除骨頭上的肉，輕而易舉地進行一刀切?如此，討論又走進了一個無邊概念和理論陷阱的怪圈。

二批評主體的迷失

文學批評的成就與局限取決于批評主體，離開了主體的參與，“批評”將不能成為批評。但問題的存在主要在于批評家的主體性復歸和張揚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可視為是合理的?自上世紀90年代起，文學批評就在大眾話語的巨大喧囂聲中走向沒落甚至失語。在此背景下，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何以近年來對“底層文學”的論爭會出現如此眾多的命名儀式、口號和旗幟。因為在這種眾聲喧嘩的局面和討論背后，多少隱藏著參與者乘機販賣自己理論、炒作自己聲音的企圖。于是，總觀對底層文學的命名，其中所謂“國民性”、“人民性”、“左翼性”或“新國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是最常見的，這種“國民性”、“人民性”、“左翼性”的命名，抑或在其前綴加以“新”字以示區別，筆者認為，其命名的方式是基于這樣一種事實，他們都是通過重返歷史語境去“挖掘”底層文學的存在依據與價值立場，是缺乏對“底層文學”當下性的特征概括和概念建構的，其中表現出來的歷史觀缺失，恰好證明了當前文學批評主體性精神存在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