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高等教育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級教育規模,特別是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人口素質和勞動力素質大幅提高。在教育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教育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呢?中國高等教育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歷程具有中國特色,基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與管理觀念的轉變,并隨著體制和觀念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化而不斷成熟。在西方,教育中介組織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并且在協調政府、社會、市場和高校的關系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有的優勢。建立和發展中介組織,是促進高等教育改革向深度發展的有效手段。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教育正面臨著一場變革,人們需求的改變及高等教育變革的需要層出不窮,所以我們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進一步明確教育中介組織的合理性,保護其地位,促進我國教育中介組織的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有助于更好地反思和審視高等教育改革,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介機構的發展方向,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二、高等教育中介組織的概念
所謂中介,是指兩個或多個系統或者系統的構成要素間的媒介,包括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它們以持續不斷的交流和互換的方式,構成了不同系統或系統的構成因素間的聯系環節。[1]“組織”這一概念并不起源于中國。在國外多稱“中介組織”為“中介團體”或者“緩沖組織”和“減壓閥”。盡管中介性質的高等教育組織在19世紀末的西方就已出現,但對它的研究開始于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專家伯頓•克拉克(BurtonR.Clark)。1983年他從高等教育系統整合的角度,論述了介于國家和高校之間的“緩沖組織的作用。他指出:“一個國際的高教系統可以由主要學術權威來協調,不管協調的好壞,而不是通過國際官僚的命令或市場的相互作用。”這種學術權威的協調既可以通過教授(在講座制的高教系統中)完成,又可以通過被他稱為“bufferorganization”的緩沖組織完成。教育中介組織既可以代表學校向政府施壓,影響政府的決策,又可以承擔執行政府決策的責任,幫助學校完成政府下達的任務。高等教育中介組織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復雜多樣的,難以提供可操作的標準。[4]由此,在新的高等教育中介組織的定義中,應主要明確兩個構成的要素:組織性質和組織位置。概念的界定必須建立在了解高等教育中介組織基本特性的基礎上。[2]人類在認識過程中,把所感覺到的事物的共同特點抽象出來加以概括就成為了概念。因此我們給出了如下概念:高等教育中介組織是指介于高等教育機構和與其發生關系的外在主體之間,事關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不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和育人職能的獨立自主的組織,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介入政府與社會個體之間為社會提供教育服務的非政府公益組織。[5]它主要通過教育審議、咨詢、評價和鑒定等手段參與政府與學校教育管理過程。
三、高等教育中介組織存在的必要性
在20世紀末,中國政府深化改革,簡政放權,通過支持成立教育社會中介機構,采取非正式的行動,進行造成實際權力吸收的種種改革。這是符合中國高等教育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發展實際的。那么,為什么會選擇中介機構而不是別的形式呢?我將從以下幾點分析和研究。
(一)是經濟學理論所要求的
教育資源是一種公共資源,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很容易引起市場失靈的現象,顯然這時政府的干預就顯得很有必要,然而,由于人們對公共物品的偏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政府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這樣也就存在著“政府失靈”。[7][4]可以理解為,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方面,存在著通過市場和政府不能解決的或者不能完滿解決的問題。這樣,就需要中介組織的積極介入,在教育這個領域也是如此,近年來留學服務中介機構的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道理。
(二)是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的發展趨勢所要求的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邏輯統一不是抽象的統一,而是現實的統一,它客觀地要求教育理論集團在構造理論大廈的時候,具有實踐意識和正確的實踐觀念。教育實踐集團在摸索實踐策略的時候,具有理論意識和正確的認識能力。從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含義及其關系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教育中介論存在的必要性。[8]教育中介只存在于實踐性取向或實踐性取向占主導地位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有的論者認為中介實際上是指有別于教育基礎理論的教育應用理論;有的認為是指由教育主體結合自己的具體實踐建構的實踐優化模式;有的認為中介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中介思維、中介理論、中介機構。近年來,學術界把突破口放在了最后一個方面,即反對直接指導,尋求橋梁中介。應當說,這種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形而上的概念思辨,轉而重視了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建設性對話,反映了人們一種新的解題思路。
(三)是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趨勢所要求的
教育資源是人類社會資源之一。教育資源包括自有教育活動和教育歷史以來,在長期的文明進化和教育實踐中所創造積累的教育知識、教育經驗、教育技能、教育資產、教育費用、教育制度、教育品牌、教育人格、教育理念、教育設施及教育領域內外人際關系的總和。[9]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級教育規模,特別是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人口素質和勞動力素質大幅提高。在教育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教育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呢?我國現在的教育政策價值走向是效率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的價值,促使高等教育中介機構進一步發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源對雙方都尤為重要,面臨著教育資源“稀缺化”和不均衡,家長和學生該怎么辦呢?當政府和市場都不能有效解決一些問題時,教育中介機構應運而生,在一些公共資源配置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說,它的出現和發展順應了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