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非形式邏輯的產生過程中,批判性思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人將兩者視為同一事物,但事實上,作為新的論證規范理論,非形式邏輯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作為邏輯教學改革產物的批判性思維。非形式邏輯的產生與發展導致了哲學觀念,包括邏輯觀念的重要轉變,盡管非形式邏輯并未取代演繹蘊涵和形式方法,但卻意味著演繹和形式方法特權的終結。隨之而來的就是哲學家在如何理解推理和論證問題上的改變,這些改變將對以此為基礎的其它學科產生連鎖反應。由于理性論證在當今世界仍起著重要作用,而非形式邏輯加深了我們對非形式論證之性質和規范的認識,這就使非形式邏輯的重要意義超越了哲學和學術的界限,從而深入到生活世界之中。

一、非形式邏輯的哲學意義

通過重新塑造非形式推理或論證,非形式邏輯既反映了哲學思考,又對哲學思考有重要意義。非形式邏輯最重要的意義就體現為哲學(包括邏輯)意義,非形式邏輯不僅終結了演繹主義,改變了人們對邏輯及其推理理論的認識,也使得我們能夠對形式主義有新的認識和評價。

1.演繹主義的終結。對演繹主義的挑戰主要包括相關的兩個方面,一是有效性問題,一是要求為真的問題。演繹主義的論證評價標準是,一個論證是好的,當且僅當它是“可靠的”,即,它是有效的并且前提是真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一定是真的。當歸納邏輯產生后,演繹主義關于有效性的要求已經面臨了挑戰①。按照演繹主義的有效性標準,歸納論證不可能是有效的,因為在歸納論證中,結論并非是從其前提中必然得出的,而僅僅有某種程度之概率。但是,歸納論證盡管不是可靠的,但仍可以是邏輯上“好”的論證。這導致許多學者改變了觀點,他們認為每一個好論證要么是演繹有效的,要么是歸納可靠的。在非形式邏輯產生以后,又有更多的學者沿著皮爾士溯因推理(abductivereasoning)的道路,提出了與演繹和歸納所不同,但同樣可以是邏輯上好的推理或論證形式。哲學推理和論證需要非形式邏輯分析。哲學推理和論證是否應當僅使用演繹有效的推論是一個有爭議的哲學態度,但還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賴爾(Ryle)的觀點恰到好處,“一個給定的哲學論證有效與否,總體上來說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簡單地審視并不起作用。更常見的情況是,它是一個該論證是否有多的、少的或沒有力量的問題。”[1]圖爾敏在《論證的使用》(1958)中指出,他是邏輯數理化即演繹主義的挑戰者,他提出了自己理解論證的方法。他認為,論證應當以法律互動對話為模式而不是以抽象的幾何或數學系統為模式,論證最好被解釋為由根據(或事實,data)支持的主張、依賴于正當理由的推理組成。正當理由本身可能需要“支援”支撐。對主張的支持常受到限制,要認識到可能存在的反駁情形[2]。

非形式邏輯借鑒了圖爾敏論辯方法的精髓——語境敏感性,更經驗的而非先驗的,不同領域所要求的標準是不同的。圖爾敏的批評,否定了邏輯史中“形式有效性”的優越地位,是對傳統演繹主義的又一個挑戰,圖爾敏就成為一個反對演繹主義和有效性要求的哲學家。佩雷爾曼(Ch.Perelman)和提泰卡(L.Olbrecht-Tyteca)在《新修辭學》(法文版1958,英文版1969)中①,將形式邏輯的范圍降至證明而不是論辯上,強調了論辯中說話者與聽眾的重要性,強調了以真值為探討目的的討論與以輸贏為目的的討論的區別,這與去語境化(decontextual)的邏輯公理系統不同。因此,佩雷爾曼等人提出了演繹主義的有限作用,這同樣對演繹主義構成了挑戰。圖爾敏與佩雷爾曼由此成為非形式邏輯最主要的理論先驅,他們的理論為非形式邏輯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論基礎,事實上終結了演繹主義的中心地位。非形式邏輯的批評排斥“演繹主義”作為論證的一般理論。準確地說,哲學仍然可以堅持所有好的哲學論證必須是演繹有效的要求,這種要求將演繹主義作為哲學論證的規范,而這種規范的信條是:真正的哲學真理都是必然真理。然而,如果非形式邏輯論證了存在好的、但卻是無效的哲學論證的可能,即某些好的哲學論證可能是技術上不可靠的論證,那么,就需要進一步探討是否所有適當的哲學論證都必須是證明,是否必須具有決定性。作為對于形式演繹邏輯所存在的不同問題,特別是在形式演繹邏輯在針對論證問題上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回應,各種非經典邏輯得以產生與發展,例如,時態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三值與多值邏輯、直覺主義邏輯等等。非形式邏輯的產生同樣是對形式演繹邏輯不足的回應。從總體上看,知識的進步,包括哲學的進步,具有高度辯證的特征。哲學論證所獲得的進展,只有通過尋找真正的反例,或至少是有說服力的反對意見才能獲得進展,而這些反例或反對意見自身也必須接受對它們自身的反對意見的提問,因此,哲學論證事實上是不斷延續的辯證交換,很少是決定性或確定性的。對像“我思故我在”(笛卡爾語)這樣一個卓越的論題,對它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甚至耗盡人們的終生,但它證明了什么呢?因此,獲得哲學自身的論證方法論應當重視非形式邏輯所提出的這些挑戰。

2.非形式邏輯對邏輯與推理理論之意義。將推理視為前提演繹地蘊涵結論這樣的推論,并由此認為邏輯本質上就是演繹邏輯,那么就有可能相信邏輯事實上與推理理論是一致的。但是,一旦我們對邏輯和推理采納更開放的觀點,很顯然,對推理理論的構建就超越了形式演繹邏輯所能做到的。因此,需要改變形式演繹邏輯關于論證、推理和邏輯的標準(standard)觀點。非形式邏輯意圖發展這么一種邏輯,這種邏輯能夠用于分析、評價和改進發生于人際交流、廣告、政治辯論、法律論證和在如報紙、電視、因特網及其它大眾媒體中所能發現的社會評論中的非形式推理②。非形式邏輯與以哲學、形式邏輯、認知心理學及一系列其它學科的觀點來理解這種非形式推理的嘗試相交叉。非形式邏輯認為形式邏輯所能提供的正確性規范對于自然語言論證評價或者說非形式論證是不適當的。

因此,非形式邏輯提出了自己關于論證評價的新標準。主要包括作為批判理論的謬誤理論,圖爾敏的領域依賴標準(field-dependent)(即好論證的標準在每一個領域或學科都是具體的),Hitchcock與戈維爾、韋爾曼(Wellman)等人提出的誘導性(conductive)推論,斯克里文的檢證性邏輯(probativelogic)以及沃爾頓的假設性推理(presumptivereasoning)等①。例如,斯克里文將檢證性邏輯作為論辯的中心邏輯,而將演繹和概率邏輯降至輔助地位。沃爾頓假設性推理的目的是為了描述非單調推理(nonmonotonicreasoning),而非單調推理既非演繹,亦非歸納,是本質上可修正的推理。約翰遜和布萊爾指出,檢證性邏輯或假設性推理是非形式邏輯近年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因為這處理的是該領域中“邏輯”的特征這個核心問題。這表明了非形式邏輯的論證評價標準已經由傳統的演繹和歸納相結合的標準,發展到了演繹、歸納和第三類推理三種不同的標準,而第三類推理特別適合自然語言論證的評價問題[3]。非形式邏輯表明了邏輯仍處于發展之中。非形式邏輯并不是這一事實的唯一指示器。其他的成就,如查德(Zadeh)的模糊邏輯,貝爾納普和安德森等人提出的相干邏輯,VanBenthem所提出的動態邏輯(dynamiclogic),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著名的邏輯哲學家蘇珊•哈克在研究了非二值邏輯及祈使邏輯后,指出:“科學通過修改或擴展它的關鍵概念而成長,這是屢見不鮮的事。”[4]106針對所謂第三類推理問題,她指出,“有些學者,如著名的皮爾士(Peirce)以及最近的漢森(Hanson)認為也有其他的邏輯標準——‘外展的’標準。”[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