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審美觀

1.1意境美的基礎———自然美

在時代物質水平與意識形態的雙重影響下,園林在審美意識的直接支配下應運而生。受到時代背景差異的影響,不同時空的園林通常會呈現出迥異的形態和鮮明的特點。中國傳統園林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伴隨著自然審美意識的覺醒,走過了一條從單純地模仿自然、掌握自然、提煉自然進而創造人文意境的發展道路。中國傳統園林以“意境美”作為其鮮明的美學特色[1],這一特色正是在自然審美觀的基礎之上形成的。

1.2自然審美觀的淵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對于古人審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通常被看成是自然審美觀的淵源。中國思想史上較早建立關于“天人合一”的完整體系的是漢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他認為,人必須“遵循天之道”,“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人是由天生成的,一刻也離不開天,天人必須相連,否則就會釀成災亂。除了儒家,道家(禪宗)、佛家都做過對天人關系的論述。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天上,地下,云水自由”(《永平廣錄》卷十);“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五燈會元》卷一);“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五燈會元》卷十二)。多家學派從不同的角度構成了一條互為補充、深化的“天人合一”觀發展線索,闡述了人應當遵循和效法自然之道,不應該干涉自然,應該順應四時的規律,不與自然爭優勝,消除對立,進而使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觀點。這種樸素的、一度被認為是唯心主義而遭到批判的“天人合一”思想觀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史、美學史、哲學史和造園史。這種“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傳統園林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

2中國傳統自然審美觀的變遷歷程

縱觀中國傳統自然審美觀的變遷,可將其概括為:自然畏懼—娛神—娛人—隱逸—“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芥子納須彌”的變化歷程。每個時期都在繼承前一時期自然審美意識的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審美特色,并對當時的園林形式和內涵產生了重大影響,園林形式也從最初的自然崇拜逐步發展為意、境并重的成熟的園林形式(表1)。

2.1自然審美觀萌芽期———殷、商、周、先秦、兩漢階段

長久以來,中華先民以聚居的生存方式依靠原始農業生活在華夏大地上,聚居生活使得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早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時期)便已開始。農業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先民以一種不帶征服色彩的方式適應了自然。在中國古代先民的意識中,世界萬物是相倚相伏的,并且受到認識之外的自然力的控制。這種對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奠定了古代意識中的神學基礎,也是中國古典園林追求自然美的淵源。兩周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首個“人本”時期,自然審美觀開始走向人格化。隨著宗族禮法的土崩瓦解,原始宗教的迷霧日漸消散,此時的審美已將自然與人格完善結合起來。如《詩•大雅•丞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春秋時期的孔子就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2]。儒家的“比德”審美觀,成為自然美欣賞的重要特征。

秦王朝結束了戰國的紛亂,至漢代承襲了秦時體制并發揚光大,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精神的主旋律[3]。伴隨著對天人關系認識的不斷提高,中華先人在世界上最早將幻想中的“昆侖山”、“蓬萊仙島”等仙境建到了人間,逐漸完成了從“娛神”到“娛人”的藝術觀念的嬗變[4]。此時的君王成為受神的旨意來統治大眾的象征,君王追求永恒的權利和長生不老,渴望在仙海、神山中得道成仙,這種象征“仙境”的自然山水形態成為當時主流的審美思潮。

2.2自然審美觀形成期———魏、晉至唐階段

魏晉至唐時期,精神的覺醒和自然審美意識走向自覺。常年的社會動蕩讓人們非常苦悶,社會各階層都尋求出世的解脫。這個時期伴隨著儒家思想的解體,人們的思想逐漸接受“隱逸哲學”。晉代對園林影響最大的是陶淵明,他的《歸園田居》開創了新的審美境界———田園生態美。他在《歸去來辭》中寫到,“樂書琴以消憂”,“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這種對美的境界的理解對后世影響極大。《晉書》中記載了很多關于名士樂山愛水的故事,大量的記載都足以證明自然山水、自然景觀已經成為人們重要的審美對象。至此,社會審美走向了一個新的境界———認為“初發芙蓉”比“錯彩鏤金”更美,并開始把詩情畫意和人的價值觀融入到大自然當中,形成“暢神”的美學。唐代社會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提倡既超脫又入世。普遍認為,運用“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方法獲得的美才具有較高價值,它強調了“中得心源”的關鍵性,即通過內心提煉和升華的自然是更高的藝術產物。這一階段的審美意識走向了一個愈加明朗的境界———自然審美,田園生態美學的價值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2.3自然審美觀發展變遷期———宋、元、明、清階段

在理學“萬事萬物天地心”的影響下,宋人的思想更加成熟,情感更加含蓄內斂。宋代的美雖然失去了盛唐時期的宏偉氣魄,但是美的領域卻擴大了,此時的自然審美觀強調了主觀心靈的能動性以及心對外在事物的決定性作用。杜牧提出了“文以意”為主的主張[5],突出了個體的“意”在藝術創造中的重大作用,開創了中國美學重“意”不重“道”的潮流[4]。園林師們開始從與自身的愿望和情感相契合的境界中去尋找美的寄托,這種“文心”的美學特征是在宋代萌芽,經由元明清時期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的[6]。在審美尺度上,經由宋代,明清逐步建立了一種“須彌芥子”一般的更為微縮化的審美尺度,在城市的喧囂之中,依靠咫尺的園林構建一個心靈的世界,寄托夢幻般的個人理想和士大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