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對中國文學語言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進行的研究之中，我們認識到必須要有一個前提性的基礎(chǔ)研究，即是對中國古代文學語言進行一個整體性描繪與把握。無須諱言，這一工作頗具難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需要作極富宏觀的梳理。我們選擇的具體做法是，基于一個特定的視域———主要對中國古代文學語言進行語言學基礎(chǔ)和雅俗格局視角的考察，期望能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勾勒。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中國古代文學處于一種“雜文學觀”中，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一般應用文與“純文學”的分野。可比較今人的“文學”概念，一般認為“文學”是“文學藝術(shù)”，似乎表明它是一種“純粹”的藝術(shù)，而不是一種文章學問。由于中國古代文學審美的非獨立性，反而使得它在語言文字上帶來審美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今人對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描繪，實質(zhì)上就等同于對中國古代書面體系的描繪。因為在古人眼里，能夠稱為“文學”的語言必然是以典雅的文言為基礎(chǔ)的，并且它的功用的范圍非常廣泛，往往審美功能與其他功能混淆不分。如周祖謨的看法:“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學語言，換句話來說，就是古代的書面語言和人民大眾詩歌創(chuàng)作的語言，它不僅為文學服務，而且為一般的文牘和政治、歷史、哲學、科學方面的著作服務。”［1］先來看一種西方語言文字觀，即所謂的“語音中心主義”。索緒爾認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xiàn)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jié)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gòu)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現(xiàn)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jié)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于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這好像人們相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2］

進而，索緒爾對“文學語言”有一個語言學視野的分析:“文學語言更增強了文字不應該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規(guī)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到頭來，人們終于忘記了一個人學習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的，而它們之間的自然關(guān)系就被顛倒過來了。”［3］索緒爾注意到“文學語言”的產(chǎn)生使得文字重要性得到增強，但在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觀念下，索緒爾對文字的意義并不認可。這種基于西方語言文字情況歸納出的情形，當然會與中國古代文學語言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可提及一個辨析:“目前‘漢語言文字學’的理論基點，是把語言和文字分開，具體說來，就是把‘漢字’從‘漢語’的整體概念中驅(qū)逐出來，僅僅將‘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一種無關(guān)乎漢語本質(zhì)的游離性與工具性的存在。傳統(tǒng)的‘小學’雖然在具體研究中區(qū)別語言和文字，但因為‘小學’并沒有一個西方式的以語音為中心的整體性語言概念，所以被分而治之的語言和文字在學者的觀念中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整體當中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的‘語言’概念輸入以后，中國傳統(tǒng)對語言整體的模糊想象被改造為德里達所謂以‘語音中心主義’為基礎(chǔ)的清晰的語言概念，在這個清晰的語言概念中，原來不可分割的語言和文字不得不拆開來，其中語言(漢語)是根本的、本質(zhì)的，文字(漢字)則是非根本的、非本質(zhì)的。”［4］因此，我們首先強調(diào)的是，不能以在今天已成為“常識”的中國近代以來受西方語音中心主義影響的語言文字觀念，來機械對應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現(xiàn)實情形。

二

從語言學的層面，具體說從口語與書面語的分野，即在語言與文字的分野之中，我們來觀察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特點。十分明顯，中國古代文學語言主要走的是一條脫離語言，極端重視文字的道路。在中國古人眼里，文字甚至是一種神圣的存在，劉安在《淮南子》中道出漢字創(chuàng)造時的奇特情景———“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謂的“文言”，實際上就是在中國古代以文字為基本思維材料，在相當程度上脫離語言作用的書面語體系。這必然會與西方文化在拼音文字基礎(chǔ)上形成的對語言文字關(guān)系的看法截然不同。文字在中國古代文學語言中占有主導的地位，文字的種種特點很大程度上規(guī)定了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種種特點。有論者認為:“從最基本的層面進行考察，中國文學思維的個性主要是由于思維材料———文字的特異決定的。這種特異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第一，與西方表音文字不同，漢文字有一個以表形字為主體的歷史階段，即使過渡到了以形聲字為主體，也非純粹的表音文字，這就使得中西在語言與文字的關(guān)系上存在著差異:西方的表音字使文字與語言具有同一性，而漢文字則可脫離語言成為獨立的表達系統(tǒng);第二，漢文字是一種單音節(jié)文字，即一個文字只發(fā)一個音，這就造成‘字’與‘詞’的分別，而西方為多音節(jié)文字，‘字’與‘詞’往往合而為一;第三，漢文字表現(xiàn)出明顯的歷史發(fā)展階段性，這種階段性不僅表現(xiàn)在自行的構(gòu)造的演化上，也反映在‘單字’與‘組合字’數(shù)量比例的變化以及‘文’與‘語’契合關(guān)系的變化上，且當下仍處于變化之中。”［5］于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口語與文字的分離，造成一個重大的后果，即中國古代文學語言中“言文不一致”的突出現(xiàn)象。因為，“古代漢民族圈內(nèi)，文字的社會功能，不是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語言，在此種情形之下文字與語言是游離的”［6］，“由于單個文字以及以單個文字為表達單位的書面語無法和口語一一對應，以文字為載體的‘文言’文學與以語言為載體的‘語言’文學就此兩分。”［7］

正是在此基礎(chǔ)上，中國古代書面語系統(tǒng)得以建立。康有為對此有一個集中的描繪:“自秦、漢后，言語廢而文章盛，體制紛紜，字句鉤棘。蓋作始也，以代言;其承變也，以駕異。其始之達書名也，恐人之不?探?其后之務文詞也，恐人之易解。是故一文也，詩賦與詞典不同，散文與駢文不同，散文與書牘不同，公牘與書札不同，民間通用文字又與士人之文、官中之牘不同，是謂文與文不同。”［8］由語言和文字關(guān)系而產(chǎn)生的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現(xiàn)象，在其中還包含了中國古代文學語言內(nèi)部高下、雅俗等級的判斷，這對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雅俗格局形成有基礎(chǔ)性的直接影響。趙毅衡曾對口語和有文字的書面語有一個一般性的比較:“書面文本大不相同，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可重復性———可以保存，可以重新閱讀，重新抄錄或重新出版。因此，它必須比較嚴格地尊崇社會規(guī)范。文化責任給書面文本帶來意義權(quán)力，不識字小民也知敬惜字紙。口頭‘文本’雖然能用師徒記憶方式代代相傳，但傳授不可靠(變異可能太大)，淵源也不可考。因此口頭文本是一種不具有歷史性的文本，它的存在是即刻的、此時的、非積累的。它基本上處于文學史之外。”［9］費孝通認為:“中國的文字并不發(fā)生在鄉(xiāng)土基層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廟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記載的對象都和民間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學習上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如果不常常用，很容易遺忘;文言文的句法和白話不同，會說話的人不一定就會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須另外學習;文字所記載的又多是官家的文書、記錄和史實，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對于普通人民沒有多大用處的。”［10］錢穆更是從雅俗關(guān)系出發(fā)，對中國文學的語言與文字，實際上就是口語與文字的關(guān)系，有一個清晰的判斷:“即在中國古代，語言文字，早已分途;語言附著于土俗，文字方臻于大雅。文學作品，則必仗雅人之文字為媒介、為工具，斷無即憑語言可以直接成為文學之事。”［11］的確，不少的中國古代口傳文學，如民歌并不具備書面的形式，其載體是語言，是聲音，故長期被視為鄙俗的地方性存在，可見脫離語言的文字是形成中國古代雅文學語言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