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活躍熒屏的歷史清官戲到底是穿越時空的人性頌歌，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為封建“人治”婉轉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無法一錘定音的人們紛紛為“清官”的一紙風行尋找原因。政治黑暗、經濟落后、封建帝王宣傳、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學者似乎忘記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關于清官的歷史2[1]與歷史3從來相去甚遠。要解釋清官歷史文學影視的流行卻從歷史清官如何產生的角度去尋找無異舍本逐末，緣木求魚，類似為詩人的全部詩作作傳記式或寓言式闡釋一樣不可靠。我們要尋找的是歷史清官文學影視從古至今的建構和流傳機制，必須弄清楚他們到底因何而產生,又因何而廣受歡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話語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2]歷史清官文學影視同樣如此。歷史文學影視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藍本人物更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屬于該歷史人物的“幻象”。近幾年熒屏播放過的幾部歷史清官戲《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與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龍》莫不如此。人們因何要創造這些偉大的幻象并樂此不疲呢？本文以為這其實與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深處的“英雄原型”緊密相關。人們需要英雄，因而創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爾泰認為上帝的產生是因為人們需要上帝一樣。“清官”正是數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機制建構的結果，是一種沉積于集體無意識深處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變奏。“原型”（archétype）來自于20世紀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榮格否認弗洛伊德以“力比多”為主要內驅力的個人無意識，認為集體無意識才是決定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因。“集體無意識是比個體無意識更深的沉積層，是一個未知的實體”，以原型為其主要表現形式。

原型的形成過程持續數千年之久，并依它們對之顯現的時代而有所增減或改變。某些原型以某種抽象形式形成一個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則被表現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動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體無意識可以遺傳。“這種遺傳的事實也表明這樣真正令人驚異的現象。有一些神話和主題在整個世界以同樣的形式重復著。”[3]為此，榮格極重視神話研究，認為神話的主題都來自于集體無意識，神話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們是如何體驗世界的。而中國古代神話也正是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體現。從神話入手,可輕易找到清官情結的原始基型。太陽運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為對初民思維影響最為深遠的自然現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話的神多與太陽人格化有關。“原始人對顯見事實的客觀解釋并不那么感興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說在他的無意識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覺經驗同化為內在的心理事件。對原始人來講，只見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夠的，這種外界的觀察必須同時也是一種心理活動，就是說太陽運行的過程應當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運。”[4]正是在這種外在感覺經驗同化為內在心理事件的過程中，對太陽威力的認同成為對太陽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陽被置換為人類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國古代神話同樣體現了這一太陽崇拜的集體無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太陽神崇拜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為一種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國神話中著名三皇都是遠古太陽神崇拜的產物，三皇的稱謂正是太陽的別稱。“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白虎通•號》）“太?，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于東方，為木德之帝。”伏羲主東方，是春日之象征。“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夜。其帝炎帝者，太陽也。”（《白虎通•五行》）神農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現。而祝融之“祝”與夏日太陽“朱明”之“朱”，“融”與“明”皆一聲之轉。[5](P.66)三皇其實都是太陽神的變體。

西漢官方大規模禮樂活動“太一禮儀”據學者考證其實也是在祭奠太陽神。“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祀，到明而終。”（《史記•樂書》）儀式進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陽》、夏歌《朱明》、秋歌《西?》、冬歌《玄冥》分別是對春夏秋冬四季太陽的歌頌。“太一祭儀的本來面目似應追溯到史前時代的太陽神崇拜儀式活動，其本義是借助于人類自身的象征性模擬幫助、促進太陽神的正常運行，確保其應有的光度和熱力，從而保證自然過程和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陽神崇拜為核心的英雄原型屬于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無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會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第一個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宮正殿高懸“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對光明之神太陽的仿效。

一些神話同樣以神或英雄故事體現著以太陽崇拜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幫兇，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動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種水族動物，想來就是他的兵馬，可是終于敵不過憤怒的火神發出來的炎炎猛火，燒得這些元帥和兵丁一個個焦頭爛額。結果，根據善常戰勝惡的法則，代表光明的火神勝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個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敗了。”[7](P.57)顯然，屬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經•大荒西經》)的共工之失敗與夏日祝融的勝利從光明戰勝黑暗、火戰勝水的原型意義上講是預先注定的。同樣，黃帝與蚩尤之戰同樣具有太陽英雄崇拜的原型意義。“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主東方中原。東方作為日出之處，象征光明，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與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為日落之處，象征黑暗，為卑。這場戰爭無論多么艱難，太陽英雄原型決定了黃帝的勝利和蚩尤的失敗。太陽戰勝風雨、火神戰勝水神，與祝融共工之戰同樣表現了太陽英雄原型。

總之，伴隨著初民的太陽崇拜，中國哲學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與黑暗、水與火、東與西、正義與邪惡、陰與陽等二元對立的命題。并依據太陽運動原則確定了這些對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從原型意義上講首先表達的正是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斗爭。只不過，這種黑暗既不是太陽的東升西落而產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對的自然災害如干旱、洪水泛濫、毒蛇猛獸，而是亂臣賊子、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橫征暴斂、草菅人命、胡作非為給普通下層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難；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媧、后羿、大禹這樣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愛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無上權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開霧散的封建清官。至于為何選擇清官而不是別的符號承載英雄原型功能則與太陽神英雄原型在漢民族進入階級社會后首先被置換變形為帝王英雄原型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