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積聚著豐足而鮮活的苦難敘事資源,但此后的當代中國文學卻始終未能孕育出多少令人震撼的苦難敘事文學文本,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實,我們認為,“文革”后一段時間,在當時中國特定的政治、歷史、文化環境與中國作家的心態、氣質等的共同作用下,對“文革”苦難歷史的文學“記憶”還存在著種種局限。“文革”后,復出的作家們對“文革”苦難“傷痕”的追憶與反思成為文學的主潮,作家們開始鑄就“苦難意識”。當時的中青兩代歷經了“文革”的作家———“右派”歸來作家與“上山下鄉”的知青作家,利用手中的筆,記憶和抒寫著“文革”苦難的哀怨與悲嘆。以張賢亮、叢維熙為代表的“右派”作家群,在撫摸和哭訴“文革”苦難累累傷痕時,將苦澀的記憶轉化為對政治的皈依和虔誠。他們的故事主人公雖然歷經苦難,但因政治堅定,終能揚起希望的風帆。以梁曉聲、孔捷生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用蒸餾的理想,激情和唯美瑰麗的抒情基調,溫情緬懷“文革”歲月的“苦難與風流”。我們認為,這兩類有代表性的作家群,展開的是對“文革”苦難的詩化過濾,這一定程度上也減弱了對“文革”苦難深沉追問的震撼力量。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了一個學者關于“‘文革’過后,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昆德拉”的“疑問”。應該說,中國“文革”的苦難遠比“布拉格之春”深刻,可“文革”過后,卻并沒有產生一部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樣偉大的作品,這是為什么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還需要我們的作家繼續努力抒寫“文革”的“全面記憶”和深刻詩思。

令人欣慰的是,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中國政治的日益民主,文化環境的日益寬松和諧,一些作家開始了對“文革”的再思索,再書寫。最近,作家莫言、余華們對“文革”苦難的敘寫已經開始突破前述兩類作家慣有的常態,開始直面“文革”苦難的深刻內涵,繼《豐乳肥臀》、《活著》的探索之后,他們最近又創作出了如《生死疲勞》、《兄弟》那樣充盈著悲劇體驗的當代苦難敘事文學杰作。

就在同時期,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天津作家王松在敘寫“文革”苦難方面的辛勤勞作也越來越引人注目。從2005年下半年起,創作風格多樣、擅長現實題材,曾創作過《爹親娘親》、《春天不談愛情》、《落風的街》、《紅汞》等多種作品的王松,異常活躍地相繼在國內各大知名刊物上發表了“文革”題材小說《眉毛》(《收獲》2005年5期)、《少年與花》(《花城》2005年6期)、《幽深的夏日》(《鐘山》2005年6期)、《浮•游》(《作家》2005年6期,長篇夏季號)和《梅生》(《山花》2006年2期)等系列作品。在這一系列集束式推出的小說中,王松另辟蹊徑去抒寫“文革”苦難,建構自己獨特的苦難敘事文本。

與莫言、余華一樣,王松執著于直面“文革”苦難的不懈思索,用凝重細膩、客觀深沉的筆觸抒寫著“文革”的苦難。在王松的筆下,“文革”苦難已沒有了為“政治”苦難獻祭的哀怨,也沒有為“青春”苦難緬懷的傷感,更多的是對“文革”苦難的全面深刻的審視。在這個“苦難”的世界中,有陰謀與死亡,恐怖與報復,委瑣與異化,欺詐與變態。在制造“苦難”的歷史風潮中,既有知識分子受虐變形的苦難,也有普通工人之間因果報復的苦難;既有人與人之間的苦難,也有人與動物之間的苦難;既有成人世界的苦難,也有兒童世界的苦難。因此,雖不能說王松近期的這一系列“文革”題材小說實現了中國當代苦難敘事文學的新突破,但我們認為,王松對苦難敘事文學真誠探索的意義值得我們珍視。他的《幽深的夏日》、《少年與花》、《梅生》一組系列小說,主題相同,都是對“文革”苦難的文學“記憶”;情節相近,都是一個個“文革”時代因果報應的苦難故事。但由于敘述的角度略有不同,閱讀的感受也不盡相同。《幽深的夏日》中,數學家康泗清,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為了保全自己,揭發同門師兄易大偉,使其下放勞動,備受折磨,奄奄一息。而易大偉的女兒易蘭為了報復,又將康泗清的兒子灌醉騙到湖邊,致其失足溺死。康泗清在制造別人苦難的同時,也飽嘗了老年喪子的“苦難”;易蘭在忍受家破父病的苦難,卻又將忍受自己走向滅亡的苦難。《少年與花》展開的是“文革”苦難對無知、純樸少年的戕害。少年丁光原本貧窮善良,卻備受生活的折磨。母親是歐醫生單位的司機,被他指派去送危險化學藥品途中因爆炸身亡,殘疾的父親只得上門為歐醫生一家擦地板以維持生計,丁光自己也被醫生兒子無端奪去演出機會并長期遭受后者的毆打,受盡折磨。“文革”運動開始后,丁光搖身一變,咸魚翻身,小小年紀被栽培成造反派中的超級打手,用自創的高高跳起三擊“犯人”耳光的奇特方式,一一報復毆打了歐醫生一家人,最終將歐醫生的老父親用自制的化學藥品炸藥(正是他母親運送出事故后剩下的)嚇死。這里,作家用令人震撼的筆觸描繪出一個少年的蛻變過程及由此帶來的“苦難”。

《梅生》中郵遞員大虎的父親被洪醫生出診時撞傷,洪醫生因要救同事,而放棄救大虎的父親,大虎的父親不治而亡。“文革”中大虎成為風云人物,用自制滑輪捆綁洪醫生批斗,因操作失誤,將洪醫生勒死。洪醫生的女兒梅生主動隨大虎回家,乘大虎不備,在睡夢中將大虎勒死丟在石井中,最后被“除四舊”打撈隊,用自制滑輪打撈出來。由這一組組令人窒息的“文革”苦難活劇,我們看出作家有對“文革”苦難歷史全面審視的企圖。凸顯古代志異小說風味的《眉毛》,卻將“苦難”延伸到“人”與“動物”緊張對峙的關系上。濃眉的青年張志下放農村后,被同村只長著淡眉的村民、下鄉知青視為異類,肆意捉弄,淡眉的村支書唆使其豢養的黑狗敵視他、攻擊他。同村其他人也不遺余力鼓動黑狗襲擊張志,黑狗竟然聽從這些人的教唆,多次襲擊張志。張志與黑狗關系緊張。當同村人設計醉倒張志刮掉其眉毛之后,無眉毛的張志為求自保,竟活剖黑狗將其熱毛貼在眉骨上而生眉毛。這一奇異故事,展示的卻是“文革”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畸形關系,帶給人及動物之間關系的“苦難”,整個作品筆觸深邃,力透紙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