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延

生態危機問題已是全球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如何解讀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方略,是當前學術界探討的前沿問題。20世紀誕生的生態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為基礎,對當代生態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索,產生了較大范圍的社會影響。本文的重點是探索馬克思生態問題研究的思路(方法論)。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領悟馬克思思想的當代性,更深入地理解當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涵、理論發展的進路及其現實意義。

一、討論的方法論問題

按照學界普遍認同的看法,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問題學者從法蘭克福學派對異化問題的反思受到啟發,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異化消費問題,從而開啟了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分析當代生態問題的序幕。接著,綠黨運動使生態問題從學術批判轉向現實的社會運動,成為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社會現象,給生態學社會主義思潮以發展的機遇。而理論上的需求使人們重新關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重構馬克思的生態學成為當代生態問題研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但這里產生了一個學說的邏輯自洽性問題,也就是一門學說存在的合法性問題。馬克思理論與實踐活動的時代,資源的有限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自然環境破壞的嚴重性,以及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等等問題還不是一個急迫的現實問題。工業文明所展現的巨大生產力使人們仍然相信人自身和科學技術的無限能力。借助于它,人類可以處理自己生存中遭遇的一切困難。這樣,馬克思有沒有自己的生態觀,馬克思的思想能否給當代生態問題研究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就成為研究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路必須解決的方法論問題。無論是肯定的回答還是否定的回答,都會涉及對“生態學”這個概念的界定。

關于人的活動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的思想可以追索到古代社會。但是把它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始于19世紀后半期。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藸杽撛炝艘粋€概念“Ecology(生態學)”。海克爾把這個詞定義為研究動物與其生存的有機和無機環境之間關系的學說。隨著科學對生態關系研究的深入,原本被看作僅僅屬于自然界的生態問題便逐步凸顯了其內在的社會屬性。從社會關系、社會活動、人的意識等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逐漸成為生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樣,生態學研究方法便從純自然科學領域被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引入政治學、經濟學領域,甚至從學術領域轉變為一種現實的政治活動。生態學研究領域和研究范式的擴展,說明生態學有兩種存在形態: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與作為社會科學的生態學。這就為我們回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存在的合法性問題提供了研究的經驗前提。

反思生態學思考方式在學術和社會實踐領域不斷擴張的現實,人們發現,不同的學派或政治派別實際上是在不同的含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這帶來交流與溝通的困難。伯克特為了克服生態學概念由自然科學領域引入社會科學領域所引起的這種混亂,提出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生態學應當符合四個原則:物質規范和社會規范相結合原則;相關整體論原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原則;教育與實踐相統一原則①。按照伯克特的看法,傳統的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生態學片面強調自然對人類的制約性,強調技術的價值,陷入自然決定社會的庸俗唯物主義的困境;而傳統的社會科學則片面強調人類活動的主動性,夸大了社會形態對考察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同時他反對無差異性地批判現代文明,認為這種批評對生態建設是無益的。他還認為以差異性原則批判極權主義不應當拒斥整體論原則。如果我們注意到一些生態學家把生態問題完全歸咎于極權主義,歸因于整體論原則(即堅守普遍性原則的觀念)這樣的學術思潮背景,那么,伯克特強調對整體論原則的尊重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伯克特關于社會生態學尺度的討論,也包括福斯特的相關討論,以充分的說服力向我們展示,馬克思對生態問題的分析是當代生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給我們解析當代生態問題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伯克特的討論從一個角度說明,從不同的視角提出問題,對一種學說的屬性會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對其價值也會作出完全不同的評價。按照自然科學意義的生態學尺度,馬克思的學說自然不屬于生態學范疇;按照傳統社會科學的評價尺度,馬克思的學說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劃入所謂的生態學領域。但是,站在伯克特的立場看,這樣的批判尺度是不恰當的,會妨礙我們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研究,妨礙我們對當代最緊迫的現實問題———生態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應。

在此我們認為,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進一步研究,這就是一種學說的價值評判尺度的方法論基礎問題。本文認為,如果從文本自身研究思路,而不是從當代人的學術立場提出評價視角的話,那么,討論社會科學學說的內涵和評價它的價值可以有四種尺度,這就是:歷史的緯度,社會的緯度,文化的緯度,日常生活的(習俗的)緯度。所謂歷史的緯度,不是指從歷史與現實的關聯的角度看問題,而是指從人類歷史發展、社會形態歷史演變的趨勢(或必然性)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展開討論的學術角度。它關注的焦點是歷史變革行動的合理性問題。在西方文化傳統,歷史緯度的反思可以追朔到古希臘。盡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好國家與壞國家特征的反思,更多地可以歸屬于本文所認為的社會的緯度,但對好國家的期待,可以說,已經暗含著用合理的社會制度取代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這樣的思想。文藝復興時期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家們對未來美好國家的憧憬,表達了新時代思想家對社會形態演變必然性的最初探討。自維科以后,西方近代哲學家往往以歷史哲學或政治哲學的方式探討社會形態轉變的歷史必然性問題。啟蒙學者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和黑格爾對歷史運動規律的論證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最高成就。

這種緯度的思考,在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所取得的成果為后世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資源往往最豐富。所謂社會的緯度,是指這樣的分析態度:它在基本認同現存社會制度存在合理性的基礎上,或者在把社會制度歷史評價問題懸置起來的基礎上,探討社會結構設置、社會運行機制、社會決策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探討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治理方略等問題。它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性分析拒斥或不希望涉及社會形態演變的必然性等深層次問題。它關注的焦點是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問題。這種批判對所討論的具體問題的剖析可能會很深刻,提出的治理措施也可能由于很實際而獲取較好的成效,但在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討論中,特別在涉及基本制度根源性分析時,卻顯得軟弱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