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琳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現代城市史研究表明，伴隨著近代工業文明蓬勃發展而迅速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只不過是手工業勞動從農業生產中分離出來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城市化過程的一部分，或者說，是被由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釋放出來的，大大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發達生產力高速推動了的城市化。但是和人類城市化過程始終相伴隨的，是逐步凸顯的生態問題。分析這一問題的生成以及人類對這一問題的反思，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生態問題下的解決路徑，對于我們解決在愈來愈快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生態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人類生產活動特征變遷與城市生態問題初顯

進入中世紀以來，羅馬秩序體系的崩潰引發了歐洲民族遷移的浪潮。多次大規模民族遷移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而言，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大規模轉移。與此同時，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由原有的幾個高度羅馬化的地區向全歐洲傳播。這是取代羅馬成為歐洲新主人的日耳曼諸民族由游牧文明向農業文明轉變的開端。當農業傳統開始影響這些新的民族，他們就終結了四處游蕩的歷史，逐漸開始習慣于對固定范圍的土地的長期經濟開發，導致了最初的聚落的產生，形成了最初的城市雛形。其原因和表現有：

一是以農耕為主要方式的生產相比漁獵生產具有更強的對自然災害的抵抗力，人類不再全部依賴于自身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人類不僅可以長期居留在同一塊土地上，而且在從前被視為不宜居住的地理環境如高山、密林等都被納入了土地“殖民”范圍。這就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和對土地的開發利用率，使得游牧文明社會中因土地自然條件退化導致的糧食產量降低情況減少，因此，而進行的頻繁人口遷徙也大大減少。反過來，穩定的農業產量又保證了人口的持續增長。

二是農耕生產比漁獵采集和游牧生產具有更高的糧食生產效率，同時也對勞動分工具有更高的要求。對同一塊土地的持續的、長時間的深化開發比在更為廣闊的土地上進行低組織化的漁獵和游牧生產能夠獲得更高的糧食產量。因此，日趨細化的勞動分工使得統治階層行使職權的重心從發動以獲取新土地為目的的征服戰爭上逐漸轉移到組織、管理在現有土地中進行的生產勞動上，這就減少了戰爭導致的人口損耗。同時，統治階層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而不遺余力地集中人口以進行規模化農業生產。人口在絕對數量上增長的同時，在相對密度上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

三是大規模農業生產產生的剩余產品使商業交換有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商業的發展要求有穩定的商品供應和相對固定的交換場所。聚落之間通過經濟往來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往來關系，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商業交換活動的日趨發達使得一些聚落逐漸不再依靠自身進行農業生產，而是通過商業交換取得自身存在，成長所必需的糧食供應，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城市雛形。在11、12世紀的歐洲，這樣的改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如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所說：“在一個為商業和城市經濟所改變了的時代，舊的領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變得越來越快，必然有利于農業生產，打破在此以前束縛著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現代化，同時使它獲得解放。”〔1〕然而，這也意味著人類的生產活動從此開始了由主要根據自然條件自身的變化安排生產活動向有計劃、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環境，以適應人類需要的轉變。

但隨著人自身主體力量在生產中能動作用發揮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加大，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對立已初步顯現，并在農業文明城市化進程的初始階段就已開始。表現在：

一是持續不斷的農業減產造成饑荒頻發。雖然有缺乏先進工具及肥料等客觀原因所起的作用，但粗放式的農業生產造成土地資源浪費仍是主要原因。早在11世紀左右，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使得成片荒地被毫無計劃地開墾，已有的耕地也多受到因不加節制的過度開發造成的土壤肥力下降，糧食減產問題的困擾。“產量就不能夠穩定在一定水平上，除非是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如果用中世紀的工具、種子和排水條件，穩定的低水平產量將非常可能比現代羅森斯坦試驗的產量記錄低很多；事實上，如此低的產量不會給耕種者帶來任何回報。……在新的土地正在被變為耕地的條件下，這些土地最終也會產生相同的后果。”〔2〕

二是對地理環境的盲目改造使得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大規模的砍伐森林，墾荒造田使土地失去了原有的對自然界氣候變化的調節適應能力。“在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區的法國區域，把土地開墾為農田達到這樣的程度，甚至非常陡峭的斜坡也不斷被開墾，瘠瘦和易于受侵蝕的土地被翻耕，以致永遠破壞了土壤和植被。”〔3〕破壞自然界生態平衡的行為必然會遭到自然界的無情報復。到了13、14世紀，惡劣的氣候常會反復出現。由于失卻了植被保護的土壤不能在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沒有森林對氣候的調節，荒蕪的陸地上冬季嚴寒而漫長。“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4〕

三是糧食產量的嚴重不足極大影響了主要依靠外部糧食供應的城市的發展。在當時的城市中，大量人口處于營養不足狀態，機體抵抗力下降，再加上中世紀城市對生活垃圾乃至人畜排泄物采取隨處棄置的辦法：當時的人們將自家后面的小巷和附近的溝渠當作傾倒污物的地方。為數不多的茅廁和糞坑通常離飲用水源不遠，城市雨、污水和排泄物都在路邊簡單的露天的雨水道中流過，飲水極易受到污染。于是，極為惡劣的衛生狀況，大量健康狀況不良的人口的聚集，終于導致了1347～1351年歐洲規模空前的鼠疫爆發，即黑死病。

二、城市化擴張帶來的生態影響及反思

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對立所造成的生態問題的凸現，特別是黑死病在歐洲的肆虐，給歐洲城市化擴張敲響的警鐘。一些地方開始反思并積極探索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試圖與環境和平相處。黑死病使歐洲人口遭到巨大損失，一般是人口愈密集的地方死亡率愈高，城市比農村高，老年兒童比成年人高。據大多數學者的觀點，“黑死病確實至少奪去了總人口的1／3的生命。此外，黑死病不僅直接急劇減少活著的人口數量，而且也影響了即將出生的一代人”。〔5〕盡管對于黑死病的傳播從何處開始有多種說法，但其根源是無可置疑的：歐洲在10～13世紀對土地過度的開墾，破壞生態平衡，造成天災、饑饉和疾病，才是14世紀中葉瘟疫大流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