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任現品 單位：煙臺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必修的基礎課，著重研究“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史實，其時間范圍大致從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革命論》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可以說上起清末民初，下不封頂，“中國現代文學于晚清至‘五四’歷史區間生成，從此便有了史跡的存在”1，它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1917年至今的基本文學史實，這是文學史的本體，二是對這些史實的記載與研究，后者是現代文學史教學的難點。其難度在于此段文學變化太頻繁：從文白之爭、新舊之爭到文學的階級性、民族性之爭，再到文學的真實性、傾向性之爭，直至新世紀的現代性之爭，話語更迭此起彼伏；如果教師單純從政治視角或人本視角、現代性視角或審美視角講授，都很難講清其發展軌跡的內在動力，難以解釋透徹某些現象的復雜性；再加上課時減少，內容增多（主要由于現代文學史下不封頂，新的文學現象會隨著歷史的推進而不斷出現），更會感覺授課學時不夠用；學生也將被紛雜的現象淹沒，難以理清其歷史流脈。而以傳統與西方、當時與當下為參照坐標，則不僅能梳理清其路徑走向、生發動因，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并使學生獲得一種思考路徑。

一橫向參照坐標——傳統與西方

中國現代文學現象紛亂龐雜，這與歷史距離較近有關，更和其生發動因密不可分。現代文學是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這種轉型主要來自于西方文化、文學的強烈沖擊，因此，區別于傳統文學，現代文學是在西方文學的強勢影響下生成的，其人的觀念、文學的觀念、敘事技巧、創作意圖等都帶有著西方的色調；但現代文學畢竟生長在中國大地上，帶有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神韻，其憂患意識、愛國情懷、審美風格等都與傳統文學一脈相承。誠如孔慶東所說：“現代文學以其與國家民族的關系，與當代生活的關聯和在整個文學研究中承上啟下、左右勾連、內外交通的坐標位置更多地感召了我。”2現代文學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碰撞、交融的產物，是現代作家站在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的交叉點上的個性創造。因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中，教師以傳統與西方為參照坐標就能兼顧該段文學的現代轉型性與歷史延續性。

首先，以傳統與西方為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參照坐標，有助于學生把握其演變的內在動因。如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五四啟蒙先驅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大力介紹西方的社會進化理論、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等，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揭露傳統文化的“吃人”本質，并以西方近代文學的體裁、分類為樣式，重建我國現代文學的格局，顯示出一種毅然決裂傳統的姿態。但歷史是無法割裂的，盡管啟蒙者對傳統禮教的指控沉重打擊了舊的倫理道德，而引發這場顛覆運動的動機卻正是對于傳統儒家德性原則、憂患意識的堅守，即五四啟蒙運動最核心的動力就與傳統士大夫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式的憂患意識有著血脈承傳的關聯，現代文學中蘊含著傳統文學的神髓。正是這種現代轉型性與歷史延續性的交錯預示了中國現代文學后來的走向，如“十七年”時期對傳統文學的大力借鑒。又如新潮小說的形式探索。1980年代初，一些青年學者借鑒、吸收了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新批評等學派的思想，為中國的藝術本體論奠定了基礎。而對“現代派”文學的討論則最終使文學作為文學自身的命題“浮出海面”，即作家和批評家們開始從政治向文學本身、從外在規律向內在規律、從歷史要求向美學要求轉移，即從“寫什么”到“怎樣寫”的轉移。這種對“技巧”“形式”意味的注意，使現代文學在朝向自身的轉折中有了一次實質性的突進，19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說一度興盛，藝術作品的本體論得以確立。盡管新潮小說的敘述方式有著明顯的西方影響痕跡，但“這些形式實驗在作為本土文學史變革項目的具體運用時，已經極大可能融合了他們對生存于其中的現實的感受”。3對現實感受的融合使新潮小說蘊含了復雜人際交往背后的傳統文化心理和精彩的民間生活場景，并最終與西方形式主義文學區別開來。

其次，有助于學生理解作品、人物的內在豐富性。以傳統與西方為參照闡釋作品、人物的內心沖突，既貼近他們真實的生命存在，又能發現其復雜性的根源。如怎樣理解《家》中高覺新的人格分裂。要理解覺新的性格雙重性就必須在傳統與西方的參照坐標下，結合中國現代文化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精神特點。與傳統價值決裂、積極引進西方觀念的新文化運動使知識分子率先覺醒，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傳統倫理中心主義、等級禮教制度對個體權益的擠兌，而耳濡目染的傳統倫理教育，已經內化為其價值規范，積淀為情感判斷的定勢，因此他們雖渴求革新，卻無法割斷對家庭的溫情依戀。作為長子的覺新，盡管已經意識到了家族制度對自己的壓制、剝奪，卻總因擔心高家敗落、怕承擔不孝罪名而不能果斷地逃離出去，始終承受著新舊兩種觀念給自己帶來的激烈沖突。又如對《創業史》內涵的解讀。《創業史》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一流的作品”，4對國家農業合作化政策的文學化論證無疑是其敘事重心，其實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是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跨入共產主義的必經環節，只是后來歷史證明尚欠適時罷了，但這種對現代化的追求不應一概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創業史》在以人物的各種現實活動來構建集體創業的主題意蘊時，不可避免地蘊含了更為復雜的經濟、道德、倫理等人性內涵，如隱蔽穩固的家族意識、鮮明的德治意識、男尊女卑的性別意識，從而“使小說的‘新’只體現在政治風標層面，而在倫理道德和人際關系上，依然體現了傳統規范的強大約束力”5。《創業史》的豐富性正在于西方政治思想資源（“新”）和傳統倫理思想資源（“舊”）的交錯共存。

最后，有助于學生準確定位作家、流派等文學現象。在傳統與西方的參照坐標下講授現代文學史，不僅能使學生對整段文學有一個宏觀把握，即在世界文學語境下來考察、定位，而且能使學生領悟到中西作家、流派之間的內在關聯及深層差異。如“新感覺派”小說。在日本新感覺派的直接影響和啟發下，1930年代中國“新感覺派”在上海興起，盡管二者名稱一樣，內涵卻不盡相同：日本新感覺派誕生在關東大地震的廢墟上，外在世界土崩瓦解后的空虛導致了人們對一切形而下東西的否定，并開始追求超現實的美與真；中國的“新感覺派”則沒有這種哲理底蘊，它伴隨著都市上海的崛起而開始以都市人的眼光打量都市，細致地展示現代城市的感性生活形態，貼切地描繪都市的光色、速度、瘋狂氛圍及其帶來的人際交往、心理狀態的微妙變遷。這樣的參照使中國新感覺派的定位不再模糊，因為沒有一定的參照，就很難確定作家流派的共同性和獨特性，文學史的整體性和作家的歷史定位也將無從建立。又如陳染的個性化寫作。由于極度的關注自我生命體驗，也由于新時期以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大陸的廣泛傳播，陳染的寫作在其起始階段就具有一種極為明確的女性意識；在文本世界中，她才大膽地探索兩性關系中靈與肉的存在，并讓女性作為兩性關系中的主體出現，她們不再充當被玩賞的欲化對象，也不再維持著“守身如玉”的架勢——如傳統男性小說最擅長和熱衷的那樣，她們是絕對地以女性角色去體驗愛情，傳達出女性的自我醒悟。但與著力批判男權的西方女性主義不同，陳染主張寫作應超越單一的性別視角，即超性別意識，“我上邊所說的，不是我個人的心理傾向，更不是我個人的生活，而是作為一個作家觀察世界的方式。我努力在作品中貫穿超性別意識”6。確實，真正優秀的文學藝術家，不會囿于自身的性別角色，他們有獨特的心理感悟和獨立的藝術追求。西方文學的有效參照既避免了學生孤立地把握文學現象，又能讓學生在頭腦中建立開闊的視野，使他們領悟其間復雜關聯的同時獲得一種思考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