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曉燕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的轉軌激發社會的轉型與治理的變遷。在城市發展中，從以生產為中心到以生活為中心，從單純注重“物”的增長到注重“人”的需求的滿足與全面發展，生活回歸本位使得生活方式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生活方式的變遷與公共治理存在復雜的連結關系，市民生活方式的變遷為城市公共治理達至善治提供了客觀條件也提出了現實要求，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動因。近年來，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共建共享生活品質之城的進程中，杭州市民生活品質穩居全國前列，市民生活方式呈現出多層面的變遷形態。同時，杭州公共治理創新不斷、成就凸顯、廣受褒獎，是省會城市中“公共治理水平最佳城市”①。但總體而言，杭州城市治理仍處于由管理向治理變遷的探索過程中，要實現善治目標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辨明市民生活方式變遷與城市公共治理的復雜連結關系，把握杭州市民生活方式變遷的特征與趨勢，認清城市公共治理的發展趨勢與未來走向，為杭州公共治理向善治邁進提出可行性對策，是順應城市生活與發展和諧共融趨勢、公共治理變遷趨勢，推動城市公共治理邁上新臺階、提升新水平的現實需要，是推動杭州實現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環節。

一、生活方式變遷與公共治理連結的理論邏輯

“生活方式”原屬日常用語，１９世紀中葉開始作為科學概念出現在學術著作中，而后由附屬性的邊緣概念發展為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并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①在這里，生活方式作為為生產方式概念解釋的需要而存在，表明生產方式對于生活方式的決定性作用。生活方式受到勞動工具（“怎樣生產”）和勞動對象（“生產什么”）等客觀條件的制約。生產力發展水平對生活方式變革起決定性作用。“近年來，任何一種機械發明都不像珍妮紡紗機和精梳紡紗機的創造，在生產方式上，并且歸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樣大的改變。”“這里，正確表達了實際的聯系。‘機械發明’，它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而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②生產力的發展，以生產工具的革新為標志，引起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改變，再是社會關系的改變，最后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進而決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映生產方式。這是唯物史觀對生活方式理解的基本邏輯。

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人的主體性、人自身的價值凸顯，生活方式的地位日益上升。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劃分為相繼演進的“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未來以“個人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為基礎的三大社會形態③，是以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及自由度為劃分標準的。生活方式是人的主體生存狀態的外在表現形式，相應地，生活方式的變遷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環節，表現為自然經濟時代以生產方式“吞沒”生活方式的形態、工業經濟時代生活方式成為獨立領域的形態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生活方式涵蓋生產方式的形態。在依然以工業經濟為主導的現時代，生活活動日益從生產活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領域，但仍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生活空間里，表現為對人的需要實現形式的局限性。反映在學術領域，是既往的社會理論未能給予生活方式應有的地位與關注。生活方式作為描述性、附屬性的狹隘概念的理論地位越來越難以適應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生活方式必須完成自我理論建構，回歸本源意義，彰顯目的性價值。從價值角度考察生活方式，強調生活方式的主體影響因素，如需求、愛好、意向等，就是貫徹馬克思對事物“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非傳統的“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④的實踐原則。需求是生活方式變遷的主觀因素，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其重要性日增。

需求對生活方式的影響，通過生產方式這一中介進行，呈現出“需求—生產—生活”的互動關系，即需求提升、引導生產，生產制約需求，需求通過影響生產間接影響生活方式。社會物質生產越發達，人們滿足享受、發展層面需要的欲望越強烈，社會的、交往的、精神層面的需要越多。易言之，隨著生產的發展，人類社會從“生產型社會”向“生活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屬人性”、“屬生活性”越突出，生活質量、人自身的發展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需主要解決的問題。作為日益自立于生產活動的領域，生活活動有著自身獨特的內容、結構和發展規律。生活方式擁有自身所屬的獨特范疇和概念層次。作為主體范疇，生活方式反映人們憑借一定的生產方式和全部社會條件，進行滿足自身需求的生活活動的形式；既可以指稱某個階級，也可指稱某個家庭、某個人的生活活動形式，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生活方式的外延至今未有清晰的界定。但各種類型的界定無非從生活方式的主體與環境及兩者間的磨合模式三方面入手，至少涵蓋三大要素：生活活動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設施建設、文化傳統和特點等社會條件）；生活活動主體（具有一定文化取向和價值觀念的人）；生活活動形式（生活活動條件和生活活動主體相互作用所外顯出的一定行為模式）。①“城市治理”（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或曰“城市公共治理”，是指城市范圍內政府、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作為三種主要的組織形態組成相互依賴的多主體治理網絡，在平等的基礎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治理機制，在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增進城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過程②。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不斷滲入城市管理實際過程，運用善治理論改變現行管理模式，實現城市善治，成為發達國家城市治理轉型的基本趨勢。“善治”（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即“良好的治理”，包含治理理念的合理內核，更強調多元的治理主體、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不斷革新的治理工具、民主化的治理方式等，由此實現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等善治要素③的滿足。提升公共治理水平，最終實現善治也是我國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標。生活方式變遷與政治發展、公共治理存在三重遞進的邏輯關系。其一，生活方式間接影響上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