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培聰 單位：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黑格爾批判了康德的內在主觀的自由，認為它是不真實的。康德從超社會的道德主體的內在性出發來建構一種正確的生活秩序，似乎一種好的與壞的標準通過人的獨白式的理性就可以得到確立。康德側重從個體的理性出發建立一個目的王國，黑格爾側重從倫理實體、國家精神出發建構主觀自由和客觀自由的、個人和國家的相互和諧的現代國家。但由于國家倫理實體作為一種精神走在個體的前面，而且具有絕對的權威，“國家是地上的神”，所以個人的自由、一種正確的生活秩序取決于國家的設計。個人在國家總體第一性的壓力之下喪失了真正的個性，而國家作為絕對的裁判者，沒有達到黑格爾所謂的現代國家的本質，反而有倒退到原始社會的某些特性的嫌疑，即倒退到呈現出一種部落精神的特征的地步。

一、國家倫理實體與自由的具體實現

黑格爾認為，康德的自由仍屬于主觀的自由。它沒有在具體的實在性中實現自身，或者說，僅把現成的東西當成運用的素材，但在這種運用中不是確證自身，因為在康德那里自由是一開始就已經完成了的，因而這種運用不是自由的本質的展開。康德式的自由就是不真實自由，“光是符合概念的意志，是自在地自由的，而同時又是不自由的，因為它只有作為真正被規定的內容，才是真實地自由的。”［1］(p.21)因而黑格爾認為，真實的自由是在其整體中實現自身的過程，這種規定性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由意志的直接規定性。即我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是完全內在的，無對立面的，是我對一切規定性的抽象獨立。這里的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這種抽象的自由意志，即是單純的自我相關性，在其單一性中則無其他內容。這種自由的外在規定就是形式法規定的抽象人格。黑格爾說，這是自由的否定的實在，即意志就是一個單純的“我”，沒有其他的規定性，是以無規定性作為規定的抽象普遍性。第一階段自由意志是沒有對立的內在抽象的東西，當自由意志意識到跟外部世界的對立時，我的自由是主觀內在的自由。但該階段的內在主觀自由與第一階段的完全內在的人格是完全不同的，這一階段的內在自由是有區分的，是跟外在世界對立的，不像第一階段那樣完全無區分的狀態。黑格爾稱這一階段為主觀意志的法，屬于道德領域。道德領域要求普遍物，不像第一階段那樣固守單一性。但道德領域的普遍物只是內在的、主觀的善，它與第一階段表現出的單一人格不同，而是要求放棄個人的這種單一性，放棄這種單一性的外在表現及特殊的個人利益;并認為內在的道德良心才是高貴的東西。第三個階段是前兩個階段的統一，黑格爾稱這一階段的法為倫理性的法。“倫理是在它概念中的意志和單個人的意志即主觀意志的統一。”［1］(p．43)所以，倫理的法才是最高級的法，是普遍精神的法。這種法在國家中才得以實現，國家就是一種倫理實體性的東西的實現。在倫理中的義務不是主觀內部的規定，而是從現實中取得它的規定性的素材的，即表明了一個人在現實中該怎樣行動，應禁止哪些行為;其實歸根到底就是要以國家、共同體的規章制度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在倫理性的實體中，不僅包含有個人的現實義務，而且包含有個人的權利，倫理性的實體要在個人自由實現其本身的活動中體現出來，但個人這種自由權利不是主觀的妄為，而是同承擔的義務結合起來的，也就是個人要在一個倫理共同體、在國家中才能現實的實現這些，“個人只有成為良好國家的公民，才能獲得自己的權利。”［1］(p．172)倫理是一種實體，實體黑格爾就包含著必然和偶然的統一、普遍與特殊的統一、客觀的善與主觀意志統一的東西。

因而在倫理性中就包含了個人和共同體、國家的關系，它作為一種精神就是要把個體和共同體統一起來。“在考察倫理時，永遠都只有兩種觀點可能:或者從實體性出發，或者原子式的進行探討，即以單個的人為基礎而逐漸提高。后一種觀點是沒有精神的，因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單一的東西，而是單一物和普遍物的統一。”［1］(p．173)倫理的實體性體現了一種精神，即表現為認識自己的現實的東西而存在，通過它各個環節的一種運動，這種運動首先表現為家庭。在家庭中，倫理精神是直接的存在，這種直接性表現為個體和家庭共同體的直接統一。倫理實體精神的第二個環節是市民社會。在第一個環節即家庭中，倫理實體是直接的此在。隨著家庭的擴大，家庭這種直接的統一體就解體，分裂為各個特殊的人，社民社會就是以其各個特殊的人為其原則的，家庭作為倫理實體的直接定在，強調其統一性兩性犧牲其獨立人格委身于一個單一人格。而市民社會首先面對的是特殊的個體，個體就是目的。然而特殊之為特殊，要與另一些特殊性相關，即一個個體要成為特殊的個體，就要求他和其他個體區分開來，因而需要其他個體的中介。其他個體又需要另外一些個體為中介。因而特殊之為特殊需要普遍的中介。“特殊的人在本質上是同另一些這種特殊性相關的，所以每一個特殊的人都是通過他人的中介，同時也無條件的通過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滿足。”［1］(p．197)市民社會雖然要求有普遍性的中介，但在市民社會中，普遍性不是目的，不像在家庭中家庭本身是目的，市民社會強調特殊的個人才是目的。

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在勞動和滿足需要的上述依賴性和相互關系中，主觀的利己心轉化為對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是有幫助的東西，即通過普遍物而轉化為特殊物的中介。這是一種辯證運動。其結果，每個人在為自己取得、生產和享受的同時，也正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產和取得。”［1］(p．210)特殊的偶然性、偏好得到了滿足，這種滿足雖然受制于普遍，同時又是有益于普遍性的發展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人性的滿足個人的欲望，是無節制和無尺度的，這樣又對普遍性造成沖擊。“市民社會在這些對立中以及它們錯綜復雜的關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貧困景象，也提供了為兩者所共同的生理上的和倫理上退化的景象。”［1］(p．199)黑格爾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自在自為的理性的東西。因此，個人要實現其自由的最高權力，實現其實體性的意志(實體即非偶然的任意、個人偏好的東西，而是指合乎理性的必然性的東西)，實現其客觀自由(即是在它概念中的自在的理性的東西，不論它是否被單個人所認識或為其偏好所需求)，都要成為倫理的整體性的一員，也就是要成為國家的一員。而國家作為普遍理念，作為現實的神本身，是作為神(即有意志的理性力量)在地上的實現。個人在這種實現中只是作為環節，不起決定性的作用。“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性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而自由之成為現實乃是理性的絕對目的。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識的使自身成為實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為它的別物，作為蟄伏精神而獲得實現。只有當它現存于意識中而知道自身是實存的對象時，它才是國家。在談到自由時，不應從單一性、單一的自我意識出發，而必須從自我意識的本質出發，因為無論人知道與否，這個本質是作為獨立的力量而使自己成為實在的，在這種獨立的力量中，個別的人只是些環節罷了。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國家的根據就是作為意志而實現自己的理性力量。”［1］(pp．258－259)國家是一種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性力量，這其實也就是阿多諾說的理性優先性的體現，也是市民階層的解放激情的體現。理性是最高的裁決者，是最高的力量，其他的只是從屬性依附性的東西。理性可以實現自身，形成一個體系，一切東西都要包含在這個體系之中;只有在這種理性的秩序中，特殊的東西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黑格爾這里的國家就是一個理性概念，理念本身是永恒的精神，國家中的具體的個人只是國家實現自身的環節和手段。“永遠肯定自己以對抗特殊物的唯一絕對裁判官，就是絕對精神，它在世界歷史中表現為普遍物和起著作用的類。”［1］(p．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