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勝前 單位：湖北警官學院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巨大變化,社會成員固定地從屬于一定社會組織的管理體制已被打破,大量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他們游離在傳統的管理體系之外,成為管理的“空檔”和“盲點”。公安機關作為社會管理的職能部門之一,如何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管理的新形勢,切實加強和改進“社會人”管理工作,做到既服務好“社會人”,又管理好“社會人”,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是新時期治安管理工作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視角:“社會人”的概念及群體構成

(一)“社會人”的概念

所謂“社會人”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人都是社會的存在,也就是說人人都在社會之中,人人都是“社會人”。從狹義上講,“社會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對應的概念:有“自然人”、“社會人”之分;有“經濟人”與“社會人”的對立;還有從“企業人”、“單位人”到“社會人”之說。[1]本文所指的“社會人”是相對于“單位人”而言的。所謂“單位人”是指那些黨政機關的公務員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他們的工資、福利、養老保險等均由單位保障。生活在單位制下的人,基本上是以單位為其生存的原點,生活所需的一切資源,只能在單位中才能得以滿足;除單位之外,幾乎不存在滿足個人的資源需求機制和領域,個人的命運只能和單位緊緊綁在一起,所以稱之為“單位人”。而“社會人”是指在社會、經濟等各種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原由各單位或村委會、居委會管理的人員,在當前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社會大流動的沖擊下,脫離原單位或土地,自由地流入社會,從事各種工作從而成為相對自由的群體。他們在社會上自謀職業,自求生存,工資、福利、保險由社會保障或者沒有保障,其生老病死與單位無關。

(二)“社會人”的群體構成

“社會人”的產生是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相對于“單位人”而言的,“社會人”是游離于傳統單位管理體制之外的“自由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人”主要包括城鎮下崗職工、失地農民、進城務工農民、閑散青少年、離退休人員、退役軍人、自謀職業者、未就業畢業生、流浪乞討人員,以及有單位有組織人口中長期脫離工作單位組織的人員等。當前,“社會人”主要由以下幾大群體構成:一是下崗職工群體。在企業改革、破產、重組過程中,大量企業職工成為下崗、離崗職工,成為新增“社會人”的主體。當他們由傳統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時,普遍存在失落感。特別是40~50歲人員,再就業難度大,家庭負擔重,很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是當前“社會人”管理中應當重點關注的對象。二是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從業人員群體。這一群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正在不斷擴大,他們常年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對單位、集體的認知程度低,自由主義傾向較重,是根深蒂固的“社會人”。三是城市失業或無業人員群體。這一群體中有的因無業可就或好逸惡勞,為了生活或追求享受,很可能鋌而走險。特別是“兩勞”回歸人員和有問題的青少年,他們普遍存在貪圖安逸享受的思想,游手好閑,其中不少人結伙滋事,有的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成為嚴重危害一方平安的團伙甚至是黑惡勢力,是“社會人”管理的難點和重點。四是閑散農村剩余勞動力群體。這一群體中的不少青壯年,常住戶口雖然在村里,但只是名義上的村民。他們常年不回家,既無固定職業,又居無定所,輾轉于農村與城市之間,是“社會人”管理的盲點。五是退休職工。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退休職工的管理服務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退休職工也成了單位和社區都不管的“社會人”。這一群體有穩定的收入和固定的住所,社會責任感強,影響力大,是“社會人”中最穩定的群體。“社會人”中既有常住人口,又有流動人口,他們同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我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人”的管理和服務工作應引起各級黨政部門及全體社會的高度重視,給予正確的引導和積極支持。

二、觀察:“社會人”給治安管理帶來的挑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既進入一個戰略機遇期,又面臨一個矛盾凸現期,各種新問題、新現象層出不窮。“社會人”和“社會組織”作為與經濟、社會發展伴生的社會現象,對社會治安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涉及群體性事件的人員越來越多,主體成分多元化由于管理體制的變革和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充,原來的“單位人”脫離了單位,成為無單位束縛或管理的“社會人”。一部分“社會人”通過自主創業,大膽創新,逐步富裕起來;而另一部分人因下崗失業、征地拆遷失去生活來源,卻缺乏必要的技能,或者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逐步陷入貧困,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日益顯現。各種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再分配,亦使矛盾沖突日益凸顯,一些“社會人”為表達自己的訴求,維護既得的利益,非理性地介入群體性事件。而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人”在政府引導下的組織化程度低,利益表達的無序性和非理性化,往往為非法組織利用和操控提供了機會。同時,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人”使群體性事件的參與主體愈顯多樣化,數量將逐步增大,而且是在職職工和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個體業主、復轉軍人、離退休人員等各階層人員并存。他們的文化程度、職業特征、思想觀念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成為人口管理和社區警務的重要服務對象。所有這些,都造成了社會治安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加大了公安機關維護治安穩定的難度。

(二)“社會人”活動高度自由化,容易造成人口管理上的盲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通設施的進步,靜態的社會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形成民工潮等新現象。在由“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過程中,人們對“社會人”的合法權益和自主地位很快得到了確認。目前,我國社會組織形態發生了新的變化,就業方式日趨靈活,已有60%以上的城鎮從業人員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工作[2],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興趣愛好和專業特長在社會上大范圍流動擇業或經商務工等。“社會人”的自主流動由于合法而變得十分頻繁,流動人口大量增多,人戶分離現象十分普遍;而“社會人”現代社會的責任意識尚未形成,從而成為社區警務管理中的“空檔”和“盲點”。大量流動人口居無定所,出租屋業主又受利益驅動,依法出租意識不強,給違法犯罪人員提供藏身之地。同時,部分基層公安機關仍然習慣于封閉社會條件下人口管理的靜態模式,造成人口管理基礎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對暫住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重點人口漏管失控,管理不到位的問題仍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