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偉 單位：中國刑事警察學院

自從治安學正式產生至今，學界始終沒有停止對作為社會科學的治安學的性質和功能的探討。有學者認為治安學的本質就是控制，從治安概念的歷史流變、治安學的知識體系、治安行為的實質、治安業務的范圍、治安權力和措施以及治安的價值分析等方面均體現了控制的本質[1]。如果把治安學放到更為廣泛的政治領域來審視的話，治安學過多地傾向于效率、規劃、目標等一系列的警察職業的特征，更多是服務于統治和管理民眾，而公民參與、協商、公民主動投身治安事務、授權公民和民主過程的思想在治安學的理念中退居其次。然而，研究治安學不能僅注重操作層面的社會治安控制[2]，還應關注包括培育公民的治安意識、治安組織、治安參與、自律機制等治安軟環境建設。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理論”（socialcapitaltheory）由經濟學、社會學領域迅速向政治學、管理學等領域延伸，成為許多學科普遍關注的理論，治安學針對此一理論的回應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有學者從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新范式的視角探討社會資本與治安防控的邏輯關系[3]，并且提出當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最具意義的是以社會資本提高為框架的社會人際互動和心理溝通整合機制的實現。有學者從社會沖突的有效化解的視角探討社會資本對于社會秩序構建的建設性潛質[4]。有學者積極探討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到治安學中涉及的理論問題，包括概念界定、邏輯關系、主要內容以及概念范疇的理論意義和價值蘊含等，并且認為社會資本概念可以開闊治安學的理論視野，可以為治安學的功能和性質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范式[2]。特別是宏觀———群體層次上的社會資本理論更是關注一個社會組織、一個國家如何才能成功地創造出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生存環境，如何能有效快捷地運用各種社會資源以實現自身預定的發展目標，以及如何能夠形成健康的社會交往關系和良好的社會風尚。加之政治學家將社會資本等同于鄉鎮、城市甚至國家這樣共同體中的“公民精神”（civicness）以后，社會資本更是具有社群和民族特征的意涵。無論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都在致力于推進治理過程的民主化，即使承認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依靠強勢政府推進政治民主的發展，需要政府介入和干預社會，但也并不意味著始終堅持管理主義的取向，不去尋求集體行動中的民眾參與與溝通，只重視社會資本存量的保持，而忽視社會資本增量的培育。

一、對治安學社會控制功能的反思

國內治安學界通常從警察的社會功能的單一視角來看待治安的本質[5]，認為治安學的控制本質來源于羅斯《社會控制》和薩姆納《民俗論》等著作中的社會控制概念，通常指社會組織體系運用社會規范以及與之相應的手段和方式，對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及價值觀念進行指導和約束，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和制約的過程。沒有社會控制，社會不可能存在，“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社會控制問題”。[6]羅斯將其表述為“社會對個人有計劃的支配以及為實現社會生活的某種功能而實施的支配”[7]，我國治安學界基本認同“社會控制就是通過社會權威的力量，依據社會規范并采用相應的方式和手段，協調、指導和約束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的行為，進而維護社會秩序的過程。”[8]然而，與工業社會的形式化法律相比，社會控制的原初含義大多與原始社會、共同體中的習慣和風尚相聯系，羅斯的社會控制理論更加強調社會對人的動物本性的控制以限制人們發生不利于社會秩序的行為，因此關于社會控制的討論主要涉及關于社會秩序的保守主義觀點以及各種隱藏巧妙的限制和統治形式，其中貶抑和批判的意味更為濃厚[9]。

在后續的著作中社會控制更是專指外在的強制控制，“社會控制是社會生活的規范方面，它是對不軌行為的界定和反應，如禁止、譴責、懲罰和賠償”。[10]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在違法和犯罪的成因以及控制途徑上存在不同的理念，對于失范行為的性質和范圍也存在不同的界定，使得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實踐中對于懲罰和規制的功用存在不同的立場。經典保守主義犯罪學觀點強調理性個人在犯罪過程中的自由選擇，突出犯罪人的道德瑕疵，進而要求個人為其行為負責，并且依賴懲罰來管制具有主觀惡意的犯罪人。基于經典犯罪學保守主義社會控制哲學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倡導國家在施加懲罰上積極主動的威權主義角色，韋伯認為“國家是成功地在給定領土內對暴力的合法使用享有壟斷權力的人類共同體，將暴力的壟斷視為國家的內核”。[11]從國家角度來講，社會控制是維護統治秩序而采取的各種制度、政策和手段，成文法律對犯罪的控制是社會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線。“人們之所以會服從某種強制、某種規則或某種秩序，完全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外在力量中所包含的、與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取向相吻合的意義結構”。[12]現代社會創造了外部的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警察和法官就是實施社會控制機制的職業。“所有政府都以警備、軍隊、警衛和監獄的形式維持對于集中的暴力手段的控制”[13]，對國防、法院、警察、監獄這些領域的國家壟斷權形成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和政治認同的一個方面。但有西方學者認為，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警察、監獄等實施的社會控制并未帶來人們對規范的遵守，反而失范行為的標簽作用強化了失范行為的特征。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中期一度在美國興起的自由主義的觀點，其傾向于將犯罪的原因歸結為不利的社會條件，其社會控制哲學主張對“病態”的犯罪人和社會進行治療和治理，依靠積極的社會政策而非司法政策來預防和控制犯罪。特別是犯罪學近年來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就是發現公民素質的衰落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系[14]。人們習慣于重視搶劫、傷害、暴力等嚴重犯罪，忽視輕微違法和公共秩序紊亂造成的積累性的后果。在歐洲和美國的城市，當人們被問及他們感到煩惱的問題時，住在比較混亂的街區的居民往往會談到廢棄的汽車、亂涂亂畫、賣淫、小青年組成的流氓團伙等現象。“一個城市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結構受到破壞的街區將變得越來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為和嚴重犯罪的影響。”[15]同樣，美國的吉諾維斯案件也反映了人們對于法律的過度依賴，形成現代社會的通病。該案件正是由于鄰里關系沒有被調動起來而導致了個體權利的落空和法律干預的延遲[9]。由于國家權力的壟斷，社會的自我管制和調節機制沒有得到有效建立和調動，導致鄰里關系難以發動起來，致使在個人主義權利觀中權利的實現必須依托于國家法律和權力的運作，共同體內部的凝聚力逐漸衰竭，個人成為社會中只發生法律關系的孤立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