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樂云 單位：廣東工業大學

相對于十九世紀初期其它類型的小說，歷史小說①淪落到極度尷尬的地步:雖然代表了章回小說的正宗，但逐漸向邊緣化過渡;雖試圖與神魔斗法、俠義公案、才子佳人等題材雜糅結合，其結果卻不倫不類，既缺乏講史演義的微言大義，也欠缺通俗小說的審美情趣。此期歷史小說在藝術上乏善可陳，因循守舊，公式化傾向嚴重，思想上更是陳陳相因，不外乎忠奸斗爭與勸善懲惡等傳統思想。不過，從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角度來說，此期歷史小說展現出中國近代思想走向的兩種不同維度:一方面，既沉醉于天朝大國的輝煌記憶中不能自拔，復古思潮與保守主義盛行;另一方面，隨著十九世紀中國內憂外患的逐步深入，對時局敏銳而焦慮的小說家的憂世心態也在歷史小說中充分呈現出來。其突出的標志，是對外患內憂的廣泛“書寫”。

一、歷史演義向英雄傳奇的演變

一般說來，歷史小說以歷史事件為題材，其關注對象是歷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故事。明代以降，歷史小說分類頗為復雜，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歷史演義(或講史演義、通俗演義)與英雄傳奇，其代表作品分別是《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其區分標志是:第一，從敘事的側重點來說，歷史演義“以敘一朝或幾代的歷史為主要內容，多以正史編年為序”，“以帝王將相為主要人物，以政治、軍事斗爭為主要情節”，［1］英雄傳奇則以某一個或一群英雄人物為中心，以英雄的建功立業、俠義報國之舉為主要情節;第二，從故事情節的真實性來說，歷史演義大部分取材于歷史，即便有虛構，也只占較小的比例，而英雄傳奇則虛構成份更濃，如《水滸傳》中的梁山英雄、《說唐》中的瓦崗英雄等;第三，從語言風格上來說，歷史演義以文言或半文半白為主，以理性化見長，而英雄傳奇以通俗白話為主，以個性化見長。整個明代，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之間存在著涇渭分明的鴻溝。

清代以降，歷史演義在繼承發揚《三國演義》史傳傳統時，其題材、風格逐漸向英雄傳奇過渡。清代前期，歷史小說創作主要是歷史演義，但其中夾雜著較多的英雄傳奇因素，從對歷史事件的側重轉移到對歷史人物傳奇故事的關注。此類小說，“演說的是平民百姓敬慕的明主賢臣、英雄豪杰，用來娛心，雜以懲勸而已”。［2］如《梁武帝西來演義》、《說岳全傳》、《說唐全傳》、《說唐后傳》、《征西說唐三傳》、《反唐演義》、《飛龍全傳》等小說，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代中期，尤其是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歷史演義小說依然有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影響頗大的小說，如《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北史演義》、《南史演義》、《萬花樓演義》、《五虎平西前傳》、《五虎平南后傳》等。其中，《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北史演義》與《南史演義》，“宗乎正史，旁及群書，搜羅纂集”，有較強的史傳色彩。而其它作品，則大多擷取歷史上某個英雄人物的事跡片斷，敷衍而成，具有濃郁的世俗化與娛樂化傾向。但總的來說，此期歷史演義中故事情節虛構的成份居多，這是它與明代歷史演義小說最大的不同之處。

在此，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歷史演義對真實性的執著追求。歷史演義無不標榜以“通俗”的形式來演義歷史。其實這種“通俗”，是建立在對歷史真實性極高要求的基礎之上的，而史傳正是演義小說內容上的主要依賴和根據。因此，明人把演義小說看作是可以“與經史并存”的“羽翼信史”之作，把演義小說當成了通俗的歷史讀本。［1］如《三國演義》，便因為它“據實指陳，非屬臆造，”故“堪與經史相表里”。［3］(P899)這一真實性的要求在清代也曾被許多小說家所信奉。如呂撫著《二十四史通俗演義》(1732年完成)，其自序云:“微言大義，緯地經天，假一字之褒誅，留綱常于萬古，皆圣賢之精意，非俗人所能會通也。呂子安世于治經之外，日取《通鑒綱目》及二十四史而折衷之，歷代之統緒而序次之，歷代之興亡而聯續之，歷代之仁暴忠佞貞淫條分縷析而紀實之。芟其繁，緝其簡，增綱以詳，裁目以略。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聞，始終條貫，為史學另開生面。”［3］(P1070)“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聞”，由此可見呂撫對史實的重視程度。許寶善《北史演義》亦云:“夫《三國演義》一編，著忠孝之謨，大賢奸之辨，立世系之統，而奇文異趣錯出其間。演史而不詭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兩晉》、《隋唐》皆不能及，至《殘唐五代》、《南北宋》，文義猥雜，更不足觀。……作者欲歌欲泣，閱者以勸以懲，所謂善演史者非耶?余嘗謂歷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報書。二千年間，出爾反爾，?嫻?媸В?齦Ｑ?罰?艉戲?酰?斕辣ㄊ??趾廖匏??rdquo;［4］(卷首部分)“演史而不詭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看來，是否符合史實，成為作家評判歷史演義小說優劣的重要標準。

而孫楷第之所以稱贊杜綱的《北史演義》與《南史演義》，也是因為“其鋪陳事跡皆本史書，文亦紆典勻凈。凡演史諸事，非鄙惡即枝蔓，此編獨能不蹈此弊，在諸演義中實為后來居上，除《三國志》《新列國志》《隋史遺文》《隋唐演義》數書外，殆無足與之抗衡者”。［5］(P1877－1878)在他看來，杜綱的作品能“后來居上”，主要是因為它沒有沾染此期其它小說“非鄙惡即枝蔓”的毛病。那么，怎樣才能做到不“鄙惡”不“枝蔓”呢?這實際牽涉到歷史演義小說所蘊含的主要元素:對盛衰興亡之道的探究與“羽翼信史”的要求。如果說對“廢興遞嬗”之道的探究小說家還能容忍的話，那么對歷史真實性的要求則并不為此期小說家認同。金豐《說岳全傳序》云:“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于虛，而亦不必盡出于實。茍事事皆虛，則過于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于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6］(卷首部分)即便是“宗乎正史”的《北史演義》、《南史演義》，依然有大量的虛構存在。如《北史演義》中的號稱桐花公主的胡桐花，便純然是史書不載的虛構人物。而到了《萬花樓演義》、《五虎平西前傳》、《五虎平南后傳》等小說，除了基本史實與人物在歷史上確有其事外，其它大量的故事情節，則完全是虛構，已經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演義了。清代中期的英雄傳奇小說發展較為強勁，并以其“戲謔”的世俗化風格深受下層民眾的喜愛。如《雙鳳奇緣》(1809)、《海公大紅袍全傳》(1813)、《后宋慈云走國全傳》(1820)、《平閩全傳》(1821)、《末明忠烈傳》(1824)、《萬花樓演義》(1831)、《綠牡丹》(1831)、《天豹圖》(1831)、《海公小紅袍全傳》(1832)、《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1842)、《蕩寇志》(1847)、《云中雁三鬧太平莊》(1849)、《北魏奇史閨孝烈傳》(1850)等等。這些小說，大多取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和真實的歷史人物，但除了大量虛構故事情節與人物經歷外，它們在思想主旨與藝術風格上與之前的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大相徑庭。具體來說，它顯示出歷史演義向英雄傳奇過渡中所伴隨的從正統化、理性化向世俗化、娛樂化過渡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