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秀峰 魏建徽 廖其發 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 安徽理工大學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推廣性，但要理性對待模式推廣的局限性

既然模式是對解決一類問題的方法的高度概括，因此一定的模式一般會適用于同一類問題的解決，但是由于教育是一項極其復雜的事業，除了其育人的復雜性外，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因其所處的環境而變得格外復雜，因此，在推廣教育模式的時候一定要因地制宜，理性對待。如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各地應結合當地的地形、經濟、文化等狀況，不能一概而論。如成都模式就是緊密結合其獨特的三圈層經濟結構和地形平坦易于整體規劃、統籌安排的優勢而形成的。如我們調查過的河北省三河市（縣級市），其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模式就是依托其雄厚的教育投入而形成的，因為三河市緊鄰首都北京，獨特的地緣優勢使三河經濟快速發展，連續多年穩居全國百強。這樣的經濟基礎，加上政府對教育的重視，三河城鄉教育不可能辦不好，當然這其中也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如其總結的辦理教育的“四化”方針（學前、小學教育“幼小一體化”、初中“適度集中城鎮化”、高中“同步提升均衡化”、民辦教育“注重管理規范化”）也是應當學習的。至于山區縣市、貧困縣市如何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除了要學習這些有益的經驗外，更重要的還是根據自身的條件因地制宜提出自己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策略。

模式具有一定的時效性，要因時而異地探索和研究模式

教育模式除了其地域局限性外還有時間局限性，一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定時期根據實際情況所做的經驗探索，時異則事變，尤其是在我國現代化、城鎮化高速推進的今天，任何一種模式都不可能永遠保證有效。山西前元莊教育模式的興衰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興起了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熱潮，山西省柳林縣前元莊村在這場改革中勇立潮頭，探索出了一條適合當時農村教育發展的有效模式，其主要辦法是：在辦學方向中實行“農教結合”。一是農村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同步規劃，同步實施，相互促進。二是建立教師聯系農戶制度，為農民脫貧致富當參謀和提供技術指導。三是學校教師被聘為村委會的“智囊團”，共同參與對全村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重要問題的決策。學校專任教師兼任成人教育的文化課教師，有專長的農民受聘兼作學校勞技課和實習的指導教師。四是資源共享，學校的圖書、實驗儀器等向全村農民開放，村里的果園和大田作物為學生實驗和實習提供基地。在教育內部實行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學校設學前教育、小學、初中和成人教育幾個部分，基礎教育與成人教育相互滲透，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相銜接，形成教育對象覆蓋全村男女老幼的大教育網絡，為實現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目標打好基礎。初中勞技課突出農村特點，力爭使學生掌握一至兩門實用生產技術，初中畢業生不能繼續升學的，轉入本校成人教育繼續學習。教學目標是使學生“升學有基礎，回鄉有技能”。在教學安排上實行教學、科技和生產勞動相結合。

前元莊模式取得了成功，前元莊村村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普遍提高，村風、村貌發生了顯著改變。但是僅僅數年間，同全國其他村落一樣，前元莊的發展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多年的無限制采煤，使前元莊村成為“采空區”，又由于農業效益的低下，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現在前元莊全村90%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得到補償后選擇了外出務工，學生生源流失嚴重，這使前元莊的辦學陷入了僵局。“如今的前元莊實驗學校又回到了應試教育的軌道上，當初那場轟轟烈烈的變革竟像從未發生過一樣。”〔1〕前元莊教育模式的興衰只是我國農村教育變革的一個縮影，前元莊模式的興衰啟示我們，一種教育模式只是一時一地的成功經驗，必須根據時代的變化尤其是我國農村社會發生的變化探索適合新時期的農村教育模式，而不能刻舟求劍、墨守成規。前元莊教育模式的興衰也告訴我們，在探索和研究農村教育發展模式的時候要基于當下，立足長遠，尤其要重視農村城鎮化給我國農村教育帶來的挑戰，重視前瞻性研究。

“模式熱”預示著我國新一輪教育改革實驗高潮的到來

近年來，各種教育模式頻頻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些模式多是一地的實踐探索經驗，我們認為“模式熱”預示著我國新的一輪教育改革實驗高潮的到來。由于我國城鎮化的高速推進，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使得我國農村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局，“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離土中國’逐漸替代‘鄉土中國’成為中國農村當下最顯著的事實。伴隨而來的是中國農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減和村落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由此，村落學校也‘被’置于這種新的歷史處境的挑戰中，因為文字下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而迅速誕生，又因為離土中國而被迅速撤并。”〔2〕因此，結合地區實際情況，探索適合本地區農村教育發展的模式就成為各地區教育發展的重要任務。加之，全國第四次教育工作會議和隨后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均對改革試驗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教育要發展，根本靠改革。要以體制機制改革為重點，鼓勵地方和學校大膽探索和試驗，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3〕

我們認為與前幾次教育工作會議最大的不同，就是“鼓勵大膽探索和試驗”，其實早在教改方案出臺之前，改革試驗之風已經悄然興起、暗潮涌動，2008年7月，教育部與重慶市商定共建“全國統籌城鄉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2008年8月，教育部與湖北省商定共建“武漢城市圈教育綜合改革國家試驗區”；2009年4月，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與成都市人民政府商定共建“全國統籌城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2009年8月，教育部與湖南省政府商定共建“長株潭城市群教育綜合改革國家試驗區”；2010年3月，教育部和上海市商定共建“國家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這樣已經初步形成了五大國家級教育改革試驗區，這五大試驗區與國務院批準的所謂“新特區”〔4〕緊密聯系，如成渝地區的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就將突出“統籌城鄉”的特點，在全國率先探索統籌城鄉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此外，從2005年開始教育部先后與天津、四川、河南、廣西和三峽庫區簽署協議共建國家級的“職業教育改革試驗區”。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也從2008年5月開始先后與杭州市下城區、江西贛州市、成都市青羊區、大連開發區和深圳市南山區簽署合作協議，共建“全國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因此，可以說，新一輪的教改高潮也為各地探索適合本地區情形的教育發展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