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樂天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政策環境的諸多因素中，社會經濟狀況、制度條件、政治文化因素較為突出與重要。而社會經濟狀況、制度條件和政治文化因素又深切地蘊含著政策性，烙下了十分鮮明的政策印記。它為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奠定了政策基礎和創設了環境條件。從實踐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教育的發展是與社會宏觀政策的變革也與教育政策的變革相伴相隨。學者們習慣于將新中國成立至今的社會發展劃分為三大時期，即新中國成立后“前十七年”(1949—1966年)、“文革”時期(1966—1976年)、改革開放新時期(1977年至今)。這三大時期，還可以細分為不同的階段。例如，“前十七年”可分為“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兩個階段①;改革開放至今的30多年也可分為:撥亂反正時期(1977—1984年)、推進體制改革時期(1985—2002年)和深化改革時期(2003—)。②無論是分為三大時期還是具體地分為更多階段，都是以政策為視角的劃分，是與主導社會發展政策的變化相聯系。正是政策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時期，也鑄就了不同的時代。新中國60余年農村教育的發展深受政策的影響。這種政策影響既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也具有差異性。60余年的不同時期與不同階段，農村教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或不同的發展狀況。這種特點與狀況深刻地反映出政策的作用與影響。

我國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經驗

60余年農村教育的發展是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體現與標志。60余年國家教育發展的成就包含著農村教育發展的成就，同時也因農村教育發展的成就而彰顯出國家教育發展的成就。“2009年，我國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9．4%，初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99．0%，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79．2%，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4．2%，我國實現了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③新中國成立60周年國家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規模實現的可喜發展顯然與農村教育發展息息相關。正是因為農村教育的大力發展才可能使我國小學、初中、高中乃至高等教育的入學率達到今天這樣較高的水平。也正因為有了農村教育的發展才可能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追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教育的發展不能不追溯農村教育的發展，而追溯農村教育的發展又不能不追溯導致其發展的政策動因。60余年農村教育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政策經驗，留下了可貴的政策遺產。這里，僅從政策的視角，先對引領和促進新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經驗作一分析。結合對農村教育發展的考察，我們可以把60余年促進農村教育發展的政策經驗分述如下:

經驗之一:在確立國家教育發展的政策目標中，始終把農村教育發展作為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追求，作為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政策指向。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④，這可視為對國家教育性質的表達。這種表達，顯現出國家發展農村教育的愿望與意志。因為當時的中國，正是農村人口如汪洋大海的國度。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不能不關注農村人口的教育。隨后，國家進行了學制改革，確立了“教育為工農服務的方針”。實行新的學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賦予農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機會，以保障農村教育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揭開了農村教育發展的新篇章。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中國社會發生嚴重動亂的時期。“文革”中的農村教育，一方面受到“左”的錯誤路線和政策的嚴重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也還在維持形式上的低水平發展。1977年之后，隨著改革開放方針的確立，中國的教育事業經歷了撥亂反正，并迅速進入新的發展軌道。教育事業的撥亂反正，包含農村教育的撥亂反正，這與教育政策的調整與變革相聯系。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予以頒布。這成為引領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教育政策文獻。《決定》確立了“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驟地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體制改革要求和教育發展任務。這賦予農村教育發展新的要求與使命。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農村教育呈現出新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又進入新的時期。新時期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被進一步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而農村教育的發展在新世紀國家教育的發展中也受到新的重視，受到更大的關注。新世紀以來我國頒行的重大的教育政策中，更加鮮明地體現出發展農村教育的政策導向。其中突出的是，2003年9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予以頒布。這一《決定》，清晰地闡釋了新時期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進一步明確了農村教育在整個教育事業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對如何加強農村教育工作作出了系統的全面的政策部署。之后，國務院又出臺了多種旨在保障和推進農村教育發展的重要政策。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行將結束和另一個十年正在開啟之時，我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在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育規劃綱要》中，繼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成為十分突出的政策內容與政策要求。《教育規劃綱要》的頒布為現階段農村教育的新發展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支持與保障。從上述簡要回溯中，我們可以清晰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是如何將農村教育發展列為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政策目標及重要的政策地位。由此也使農村教育發展有了一以貫之的政策保障與政策支持。這構成了60多年農村教育發展的首要政策經驗。

經驗之二:在政策層面上，自始至終把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作為農村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也作為國家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60多年來中國農村普及教育的發展積累出獨具特色的政策經驗。

其一、通過確立并適時調整國家普及教育的目標，以及通過制定普及教育的專項政策法規以保障農村普及教育的大力實施。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國家就確立了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使農村人口尤其是農民子女能夠享有基本的受教育的權利，并能受到基本的教育。1950年代至1960年代，普及小學教育的工作一直在努力推進中。歷經“文革”，到了1970年代末，國家再度強調切實普及小學教育，重心依然是普及農村小學教育。到了1980年代中期，國家適時提出有步驟地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的目標。隨后，國家制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專項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這使全國所有地區，包括廣大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實施有了法律要求與保障。